人活一世，死生大事。在一年前的研讨会上，周芳同我探讨死亡的话题时，我并不知道她在准备一部大作，当封面上画满年轮的《我亦是行人》摆在面前时，不由又想起她蹙眉思考生死问题的神情。或许她通过“以文证道”的方式用诸多的人间故事缓释了命运问题带来的焦虑，却又让我们陷入了深度的思索，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她笔下文字所带来的震撼。相比较之前在特殊环境背景下创作出的悲情故事《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她的文字越来越成熟，叙事的本领越来越强大，能够游刃在平凡的人事之间，脱胎于熟悉的生活现场，构建起一个个令人沉浸的故事，同时又有一种直逼灵魂的力量。
评论者将周芳的小说定义为“非虚构”，简而言之，就是用小说的笔法来写真实的故事。于我而言，从不愿意拘泥于“虚构”或者“非虚构”之间的区别，有些作家的创作，明明是虚假的寓言，可读完他的小说，仍然会觉得他写得满目真实。而另一些作家，写的看起来是现实的事情，读起来却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小说的真正质量，从来都不是某种炫酷的技法，而是要在情理中将人物立起来，在情理中，让故事变成现实，从现实中顿悟恒在的真理。正如略萨所言：“缩短小说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让我们相信世界就如同作品中讲述的那样，仿佛虚构并非虚构，仿佛那些谎言就是永恒的真理，那些幻想就是对现实最坚实、可靠的描写。”[1] 那么，什么是坚实的现实？什么又是永恒的真理？于周芳小说而言，她叙述的都是零零散散的家乡邻里故事，追问的却是普遍性的问题—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行走于天地之间，又该如何坦然面对那些命定的归途？
一、对人间生死的叩问
世界文学的近代开端，是从死亡的话题开始的。但丁的《神曲》告诉我们：死亡不是安息终点，还可能是痛苦的起点，想要获得灵魂的升华，要经得起道德法庭的最终判决。薄伽丘的《十日谈》面对佛罗伦萨满城的瘟疫，在死亡的边缘努力舔舐生命短暂的欢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则在梦境与现实、王位与血缘、灵魂与肉体之间做着痛苦而又人性化的生死抉择。可以说，生死是近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精神母题。步入新世纪的当代文学，探索生死话题的创作却越来越稀薄（更多的是网络文学中的穿越与重生），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余华的《第七天》、陈应松的《还魂记》，还有这本案头上的《我亦是行人》。前两本是建立在死后有灵的虚构基础之上，探索“死无葬身之地”的灵魂游荡与“逃不出的故乡”的灵魂困境，而周芳的作品却直面所有人的现实境遇——那些挣扎徘徊在生死线上的亲人们啊，我们又该如何让你们的灵魂得到安息？
九个人，九种不同的人生故事，在对人间生死的叩问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辈人远去的身影，他们带走的是信仰、是血缘、是情义、是传统，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温度，留下我们冷漠地、物质地、庸俗地、卑微地活着。面对这样的生死诀别与人生岔路，谁又是幸福的呢？苏格拉底说：“现在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活着；究竟谁过得更幸福，只有神知道。”[2] 神是否知道，我们不清楚，但是《舅舅名叫李中焕》中七十岁的刘中焕知道。后人已经摆了流水席、阴阳道士开了道、乐队唱了好几天、儿子儿媳磕了头，当所有“孝子贤孙”都煎熬着等待他咽气的时刻，这片气若游丝的生命落叶却执拗地不肯落下。只有八十岁的水生爹深谙内情，刘中焕这是心里有遗憾，在他的提醒下，紧急叫来了刘中焕的家族后人。当从河南赶来的李氏后人跪在床边，刘中焕终于被叫回他原有名字“李中焕”的时候，他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撒手人寰。或许，我们这一辈人很难理解这份执着的家族情怀，在各种新奇古怪的名字满天飞的时代，名字早已符号化、娱乐化了，只有七十岁的李中焕临终的执念知道—他的死连接着生的来路，他的姓名烙刻着家族血缘的基因，为此，他耗尽了生的力量与活的意志，只为化茧成蝶，幸福地投入先辈的怀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死亡结局都能了无遗憾，并不是所有的生死玄关都能够通畅无阻。有的人，活着时候孤独忧郁、唯唯诺诺，即使奔赴死亡也于事无补，只能沦为谈资。看来，所有活着的问题并不能以死亡来解决，然而《一桩落水事件》中的汪作成却不幸成为这个生死悲剧的主角。他是一名乡镇的公办教师，原本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漂亮的老婆、一个更漂亮的女儿，然而在汹涌澎湃的商业大潮面前，先是不安分的老婆风风火火、闹闹腾腾要去闯世界，接着勉强读完初三的女儿重蹈覆辙，投入到滚滚南下的打工妹大军。这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世界，物质追求是永恒的动力，貌美如花是生活的资本，即使偏远闭塞的农村也困不住不安的灵魂，正如陈奕迅《红玫瑰》中所唱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幸福完整的小家庭顿时分崩离析，沦落风尘的妻子与未婚先育的女儿，让一个教书育人的家庭成为舆论中心，让一名老实忠厚的男人变得郁郁寡欢、忧伤无助。尽管忍辱负重，他也始终对妻子保持最大的宽容与善意，然而妻子手机中那些暧昧的照片却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在走惯的田埂上、小河边投水自尽。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卡夫卡曾经哀叹：“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3] 他智慧地将“活着”和“生存”区分开来，是为了找到人类存在价值的新的道路。“活着”指向的是庸常凡俗甚至佝偻卑微地过日子哲学，它的背后蕴含着苟且；但“生存”所要追问的却是生存价值的确认、存在的承担，以及对幸福的向往。汪作成并非不能继续卑微苟且的活下去，只是他找不到存在的价值与生存的勇气，如果往大处看，他的故事何尝不是代表着我们共同面对的精神困境呢？这种精神困境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所描绘的：“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4]
不论是李中焕的了无牵挂，还是汪作成的抱憾而亡，以及周芳小说中许许多多生生死死的人物故事，都表现了一种令人钦佩的写作努力。她的写作，总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带着自己鲜活的思索，极力实现对生死的叩问、对生存的勘探、对复杂精神的掘进。或许这种叩问没有答案，因为天道无常、死生有命，但这种叩问本身就使得她的小说具有现代意识，并将文学引入了存在的维度。“随着世俗化和消费主义的进一步推进，当代年轻作家普遍在一种轻松的日常生活中漫步，或者精心构筑猎奇经验的网络文学，存在的冲突早已被悬置”[5]，以至于真正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被忽略，而内在的存在的疾病与生死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是保持缄默的。这种情形令人担忧，因为一旦我们的文学停止对存在发问，是很难获得高贵而深邃的人类品格的。所以，面对周芳的作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她的写作，因为她关注生死、关注存在，关注平常的生活内部显露出的生存危机。
二、善作为残存的生存伦理
尽管周芳的小说中触及了大量的死亡事件，但透过她的文字与内心，其实更喜欢表现一种坚韧的生。坚韧的生表明对生活还有希望、还有信念，而人类中还残存着根本的善，正是这种希望与信念之所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芳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一大批坚韧而善良的心灵，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在她的文字里都蕴涵着强烈的此在关怀。正是这种残存的善，将她的小说挽留在人间，而不是滑入存在主义中的绝望与虚无——二十世纪的文学虽然让我们直面人类的精神困境，但也让那些腐朽、黑暗、罪恶和梦魇也成为创作的主流，作家们普遍无奈地讲述绝望的故事。周芳的小说却在为我们重新捡拾现实生活中的高尚、关怀、信心与美丽，让那些久违了的善，那些能够驱散内心寒冷的善，在她的笔下被坚定地呈现出来。
冤冤相报何时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对于《林氏恩怨录》中幺爷和他大嫂之间的恩恩怨怨来说，路归路桥归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因为十年前发的毒誓言犹在耳：除非阎王爷召见。放眼今天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戾气，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哪怕是一个屋檐下的夫妻、兄弟、姐妹、婆媳、妯娌，也可能充满浓得化不开的恩怨情仇。幺爷和远程侄子之间因为坐席、送礼等方面的矛盾，上升到幺爷和大嫂之间的针尖对麦芒，以至于赌气老死不相往来——“以后桥归桥路归路，一刀两断”[6]。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些日积月累的龃龉，看起来上不得台面，但都容易成长为心中的一根刺，所以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难，齐家更难，人口多，矛盾也多。然而，这些事在生死之间、大是大非面前，总是可以打破僵局的，大嫂检查出了癌症，不愿躺在医院，就想着在家里办个八十大寿冲个喜，说不定又吃上三年五载白米饭。面对着绝症通知和寿宴邀请，幺爷终于放下面子，放下心头的芥蒂，来赴这场十年后的邀约。两人的见面缺少言语又饱含深情，大嫂知道大限将至，既想见幺叔最后一面，又有一次隐含的意思：能够进入林家祖坟有一块埋身地。幺爷虽然不待见远程侄子的吝啬小气、不讲礼性的做派，但大嫂终究是林家的媳妇，这辈子的矛盾终究不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幺爷回家三天，什么也没说但什么也都做了：他抄了林氏家谱，续上了大嫂和远程侄子的血脉联系。来到家族墓地，将“原本划为自己的埋身地让给那个与他誓死不相见的大嫂”，同时代表着林家祖辈接纳了这位有点“现世仇”的亲属冤家。幺爷拿着镰刀收拾坟地杂草的那一刻，真正地做到了放下与宽容，这是生命最后的和解，是内心最隐秘最温情的善念。因为“他们走在一条相同的黄泉道上，又如何各有各道？生是一家的人，死是一家的鬼。恩恩怨怨，扯不断的。就像这世上，永不停歇的死，永不停歇的生。”[7]
除了长辈族亲，周芳小说中教师的身影频频闪现，或许在作者人生旅程中，老师的地位举足轻重，老师的言传身教意义非凡。如《父亲们的管子》中“我”那位脾气倔强又铁骨铮铮的小学校长父亲，《林下村的数学老师》中那位迂腐憨厚又认真尽职的夏明圣老师，还有前文谈到的《一桩落水事件》中那位唯唯诺诺又善良质朴的汪作成老师。这些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作者的刻画总是会宽厚几分，尤其是扎根农村、启蒙儿童、陪伴成长的老师们，仿佛他们才是人间值得。这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林下村的数学老师》中的夏老师，或许是因为他的存在，林下村的孩子们童年才充满欢乐的记忆，孩子们在课堂上“炸豌豆，打弹珠，前后左右挪换位置。我们蹿出教室，满草场赶着猪跑”，然而“所有软暴力硬暴力摆在他面前，他不使用”[8]，他只是用微笑对待孩子们的恶作剧，用鼓励来培养学生的绘画兴趣，用责任来帮助成绩落后的学生，哪怕这个孩子“铜板脑壳”，书读不进去，他也从不言弃。他会和颜悦色地对待前来挑事的家长，他会用忍辱负重来扛起家庭的重负，他还会用“耙耳朵”的方式来表达对妻子的忠诚与理解。而这一切的一切在旁人的眼中都化为一个“迂”字，直至陪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白雪覆盖的乡镇公路上，为了修正一个孩子试卷上批改的错误又一次返回学校，本可以错过的车祸，最终在错误的时间发生了——“一辆小汽车正从乡镇公路上拐下来，自行车撞了上去，夏老师口袋里的钢笔被甩到一边，几十滴红墨水溅在雪地上，滴滴鲜明”[9]。这些映衬在皑皑白雪中的红墨水，令人肃然起敬，仿佛是我们生命中驱散黑暗的光，是一位尽责老师最好的生命注解。尤其是追求精明、灵活、会来事的市场时代，他的“迂”其实代表着我们弥足珍贵的伦理价值。
周芳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话题，但我特别看重她对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的发现，年轻作家中能够如此执著地去发掘人性中的善，去积攒生活的希望，并以此来对抗日常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丑陋和不安，是不多见的。这些残存的善及其所指向的生存伦理，与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不同，适者生存总是以抛弃一些重要伦理价值为代价的，让人性变得更尖锐更世故—那些守孝的、祝寿的儿女们，将几天的陪伴视为最大的付出，那些圆滑的、市侩的同事们，将投机取巧视为理所当然，殊不知他们舍弃的、不屑一顾的，才是最珍贵的“，唯有不变，才能使人类更像人类，生活更像生活”[10]，因为这些残存的善的存在，人性才不至于迷失双眼，生活才不至于冰冷寒凉。
三、人生逆旅的精神执守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周芳想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善还存在着，但善已经不是这个时代有效的通行证了，它面临着被镌刻到墓碑上的命运，面临着过时和被嘲笑的结局。作者没有回避这种尴尬，正如她在小说的扉页上写出苏轼的那首词，“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就证明她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她没有坚持一定要让善走向辉煌的胜利，走向圆满的幸福，而是现实地表现了它的尴尬，承认了它的困难，描述了它的过时和滑稽，这既是小说中人物故事的矛盾之处，也是作品意蕴的高明之处。
卡夫卡说：“ 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11]。这就是伦理精神在今天这个社会的存在悖论，但却真实地交织在周芳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当疾病和衰老击打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校长父亲时；当妻子的绯闻带给模范丈夫、为人师表的汪作成时；当绝症找到热情开朗、事业有成的夏梅梅时；当意外的死亡带走了尽职尽责、宽厚待人的夏明圣时……我们在他们身上体会到一种命运的无常感、生存的绝望感，然而真当灾难来临，所有笔下的人物没有大悲大喜、沉痛剧烈的慌乱疯狂，它不是卡夫卡式的撕裂的、黑暗的绝望，而是平静的、温和的、忧伤的绝望，或者说他们用内心的精神执守来化解绝望的戾气。
精神执守，这是我读小说时经常想到的一个词。一次次的人情伤害并没有击碎幺爷心中最后的宽容善念，而是将自己的埋身地让给了誓死不相往来的大嫂；一次次无法唤醒植物人丈夫的失落感都没有击垮热血战士王美丽，她始终用昂扬热情的乐观精神面对生活的压迫与打击。很难想象这些小人物在绝境处能够迸发出如此大的生命热力，以此来反抗绝望，王四红的老公出了车祸，因此成为了植物人，他醒来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医生隐含的意思没说：90%是醒不过来了。然而王四红却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不仅更加精心地照顾丈夫，而且在心理上不断暗示、在精神上不懈鼓励，她将丈夫改名为“高兴”、将自己改名为“美丽”，医护床头放满了护肤品，努力给丈夫和自己一张清清爽爽、青春常驻的脸，努力为丈夫营造一个乐观积极的病房氛围，她还将这种“高兴”的氛围带给身边的病友，帮她们扎辫子、办“高兴分享室”、为病友折纸花……“王美丽就是一团火，热烈得很，驱散了许多阴霾”“在医院里，不管你是做义工还是做家属，没有阴霾是不可能的。幸而有王美丽”[12]。这种人生如逆旅的精神执守，也许并没有真正改变“存在的不幸”这一现实，但因为这些小人物的生存伦理，因为那些坚韧的善的存在，滋养了原本脆弱的心灵，温暖了原本孤独无助的灵魂。
人物性格的倔强是另一种精神执守。生活的绝望总是逼迫我们不断抛舍生命中那些骄傲自豪的东西，比如干了几十年革命工作的父亲，“头发直，西服挺，是这个乡村小学老校长一辈子的美学追求”“他绷着脸，绷着步子，头昂得高高的。勇士般的头发在风中纹丝不乱”[13]。他对学生、对老师、对孩子、对自己要求严格，“铁骨铮铮，硬邦邦，大力气做事，大力气骂人”，哪怕一个学自行车，都要按照正规运动员的教法来学，父亲要求从每件事上都能够立“鸿鹄”之志。然而这样骄傲的一个人，“衰败和年轮已将一个从前的校长狠狠撂下”，“一部机器运转了七十一年，掉螺丝，卡链条，生锈，罢工，哪里哪里都是问题。”[14] 而作为儿女的“我”，却像一个刽子手，拉着他在医院各个科室展示他的衰与败，逼迫他吃各种药接受各种治疗。然而，面对生活的绝望，并不只是只有妥协、失望、认命一种姿态，比如倔强了一辈子的父亲，在病痛缠身的时刻也要保持自己的帅气，他只许美人迟暮，不允许英雄白头，用理顺的头发和西装革履做出器宇轩昂的神色。比如看病归来，他要给自己照一张“有朝一日要用上的相片”，也会面对镜头努力微笑，“开朗，敞亮，一看就是个体面气派的老人”。比如叮嘱我，如果他患上了“那个东西”（癌），绝不上医院，绝不花一份无望的钱，而且他要坦然接受命运，“一条命和一株草一样，有生长，就有枯萎”，“犯不上和它刀刃相向赤膊上阵。”父亲用战斗抗争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如果有一天被命运打败，也会坦率自然，绝不会流露一种惶恐、颓唐的神气。
记忆传承同样是一种精神执守。活着的人总是有一种精神上的执念，每个人都不喜欢自己静悄悄地来，悄无声息地走，哪怕是大雁飞过，也会在长空划过美丽的一瞬间。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注定要远行，就让记忆成为生命中最后的坚守。回忆起祖父母，张爱玲说：“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对照记》）周芳也在小说中写道：“我只怕我睡到那边后，她全忘了我，那我就真正地死掉了。死亡是什么，死亡是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想着你。”[15] 看来，人类的精神困境是心意相通的。幸而还有记忆，这是面对死亡人类最后的温暖慰藉。“我”羡慕我的爷爷奶奶，因为有父亲和我记忆着他们，父亲将他们埋在老家的菜地中间，一年四季绿着，死亡不过人们回到泥土里，重新长出绿叶。而且他们不会寂寞，叔叔婶婶兄弟妯娌的，就在左右，能够串门拉家常，这才是让人喜欢的地下生活。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公墓是唯一的选择，但“我不喜欢公墓，干瘪瘪的，了无生气，一样的尺寸，一样的正方体水泥屋。稍不留神，活着的人来上坟就失了方向”。[16] 幸而我们还有后人，哪怕只有一个女儿，有了她，我们的血脉就会传承，我们的记忆就会绵延，我们的生命就不会真正的消亡。“我”与女儿“扣”的对话令人难以忘怀，“我”谈到自己不愿意埋在公墓，太冰冷太陌生，女儿说那就用骨灰种一棵树，养在小院里。但是城市里没有小院呢？那就种在花盆里。如果花盆被失手打碎了，就会又死一次。面对这样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作为理科生的女儿展现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浪漫，“妈，你不必埋掉，我把你的骨灰提炼成一颗钻石”[17]，在女儿的描述中，我仿佛看见自己作为骨灰钻石，戴在女儿扣的指间，挂在扣的胸前。
周芳的小说到处涌动着令人难忘的伦理精神，在她的字里行间，让我们见证一种坚韧的精神执守，让我们见证美丽的人性光辉。在作者的眼中，生活虽然总不尽如人意，但似乎也没有不能克服的阴暗与荒凉。读着她的文字，你会发现，那里面的道德力量一直是温暖而坚定的，即便有偶尔闪现的阴暗和悲观，也很快就会被一种更根本的善所化解，这种善陪伴着我们每个人的人间旅程，不再孤单。
结语
米兰·昆德拉逝去后，他的创作与话语却广为流传，特别是他对时代“轻重”的判断——在一个崇尚轻的时代，一个作家若能重新写出“重”的东西，尤其是这个时代里精神的重量、心的重量，就值得钦佩。周芳的《我亦是行人》烘托出一种新的文学伦理：那就是善的重量让生死的沉重轻盈起来。她写出了平凡生活下的每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尤其写出了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时代的两难境界。用一种温暖又具有力量的文字，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花园里种下了一颗小小的寄寓希望的种子——人性中潜藏的善。哪怕它可能只是一些碎片，一些被我们小心翼翼收集起来的碎片，但有了它，我们将在生命之旅中不惮于远行。
＊本文系 2021 年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灾害伦理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伤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1Y2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汉桥 ，文学博士，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孙润香，武汉市卓刀泉中学教师。
注释：
[1]【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2]【英】西蒙·克里切利著：《哲学家死亡录》，王志超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5页。
[3][4]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343页。
[5] 谢有顺：《从密室到旷野》，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6] [7] 周芳：《林氏恩怨录》，《我亦是行人》，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8页，44页。
[8] [9] 周芳：《林下村的数学老师》，《我亦是行人》，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版，第48页，66页。
[10]铁凝：《永远的恐惧和期待》，《小说月报》，1999年第2期。
[11]【奥地利】卡夫卡：《卡夫卡散文》，叶廷芳、黎奇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2]周芳：《热血战士王美丽》，《我亦是行人》，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05页。
[13][14] 周芳：《父亲们的管子》，《我亦是行人》，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156页，149页。
[15] [16] [17] 周芳：《从骨灰到钻石》，《我亦是行人》，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 137页，134页，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