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珍华｜试论灾害文学史的建构 ———以先唐灾害诗歌史为例（上）

灾害文学创作源头一直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其灾害文学书写也很丰富，《尚书》《山海经》《诗经》等都对自然灾害这一题材给予了很好的表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灾害场面，以及古人面对灾害时的情感态度。其中《山海经》作为早期灾害文学作品，以神话形式反映了远古时期的水灾、旱灾、瘟疫、火灾、风灾等多种自然灾害，尤其关于干旱与洪水的神话传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巨大，特别是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流传甚广:“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2］反映了早期洪水灾害发生时，先民抗灾救灾的情况。而诗歌作为最早成熟的文体形式，与自然灾害关系密切，是古代灾害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

大禹治水

尼采说，“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悲剧的诞生》)，普列汉诺夫则认为“艺术往往是在宗教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3］，诗歌艺术亦如此。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现象反映了古代诗歌的产生与原始宗教祭祀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吕氏春秋·古乐》中所记载的葛天氏部落“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4］，可谓古代诗歌与宗教祭祀关系的生动例证。而宗教祭祀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

受科学认知的局限，古人普遍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上“天”降下的祸患。古人心中的“天”是一个极为神秘而又无处不在、法力无边、能主宰万物的神灵。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5］《礼记》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6］人们每遇疑难就祈求于天，通过歌舞祭祀以沟通天人，使神人以和，达到祈福禳灾的目的，无论丰歉概不例外。在这种祭祀活动中，“乐舞的最终目的在于‘神人以和’，亦即沟通天人之际，让个体小生命得以回归于宇宙生命的大本大原，个人也就有了精神上的依托”^［7］，祈福禳灾是祭祀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故诗歌自诞生之日起便与自然灾害紧密相连，早期的灾害诗作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逐魃辞》“神北行”^［2］，可谓最早的祛旱歌谣。《礼记》中所载《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8］，则是一首远古先民消灾祈福的巫咒歌谣，反映了远古时期的地质灾害、洪水灾害、动物灾害、植物灾害等众多自然灾害^［9］。在《诗经》中的一些灾害主题诗歌中也往往表现出浓郁的宗教气息，反映了先民临灾时祈神弭灾的情景，如《诗经·大雅·云汉》: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

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躬?……^［10］

诗共八章，相传为周宣王所作，表现了西周末年一次严重旱灾。诗中描写了酷暑炎炎，草木枯竭，以致饥荒的灾害惨象，虽经多次祭祀禳灾，却未能缓解灾情。诗中祭祀祷告情形的描写，使诗歌呈现出浓郁的宗教色彩。清代皮锡瑞称“《云汉》，宣王遭乱仰天也”(《经学通论·诗经》)，认为此诗乃周宣王灾后对上天的祷告之词。而且事实上，“《云汉》一诗用作雩祭乐章，到了南北朝还见于记载”^［11］。因此《大雅·云汉》与《逐魃辞》《蜡辞》等原始祭祀歌辞一样，均体现了灾害与祭祀及诗歌之间的紧密关系，也反映了先秦灾害诗歌的深远影响。

《诗经》中还有一些描写祭神祈雨的诗歌，如《小雅·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榖我士女”^［10］，表现祭祀田祖农神以祈甘雨，以使农业丰收的情景。其中既有“琴瑟击鼓”的仪式，又有“以介我稷黍，以榖我士女”之类的祀祷之辞。此类祭祀求雨诗歌当为后世祈雨诗滥觞。同时，除了祈神弭灾，古人对灾害也具有一定科学精神，《诗经》中不乏古人抗灾救灾智慧的表现，如《小雅·大田》中所载利用昆虫趋光畏火的习性消灭螟蝗害虫，以保农业丰收的做法等^［10］。

有的灾害诗歌则反映了人们面对黑暗现实与无情灾害时的悲愤与无助，只得将满腔忧虑与怨愤哀告于无所不能、无处不在而操纵万物的上天，借指责上天的无德，对统治者的剥削苛政进行强烈控诉。邓云特《中国救荒史》认为，《小雅·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之语所反映的是“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西元前八五八—八五三)连续六年之大旱”^［12］，诗歌描述了这次灾害所造成的极大损害，并责怪上天不辨是非，让有罪者免遭责罚，使无辜者惨遭灾殃，表面上谴责上苍，实际上借以表达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

《楚辞》中的灾害书写同样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与《诗经》不同的是，《楚辞》除了更多吸收远古灾害神话及巫术祛灾的思维方式，还涉及灾害因素中人神天地关系等更深层的思考，这主要表现在《九歌》《天问》《招魂》等作品中。其中《九歌》是屈原根据民间祭祀乐歌加工创作的，带有明显的“巫风”色彩，在虚实之间描述人神交接的情景，有写景与抒情，更有人物语言与场景的虚设，所写场面及诸神多与水旱有关。故有学者认为，如果云中君、湘君、湘夫人、东君、河伯、山鬼皆为山川司风雨之神，那么《九歌》便是求雨于风雨之神的祭歌^［13］。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中的灾害书写为后世灾害诗歌创作树立了艺术范本。《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将历史时期的灾害景象写得生动而真实，比如《小雅·十月之交》表现了周幽王二年(前780)陕西岐山大地震的惨烈情景: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10］

诗中描述了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发生的日食，以及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的地震灾害。诗歌前半部分详细描述了周幽王时期频频发生的日食、月食、雷电、洪水、地震等灾异现象，尤其对地震所造成的严重灾难进行了形象描写:地震发生时，电闪雷鸣，江河沸腾，山崩地裂，高岸成谷，深谷成峰，场面极其惨烈。作者将地震发生的过程进行了生动逼真的描述，构成一幅难得的古代地震灾变图。这首诗歌既写出了诗人对灾害发生的深深忧惧及其天命观念与天灾思想，又表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与写实精神。

总体来看，《诗经》中既有对灾害场景的直接描写，灾害又往往作为抒发人物情感的背景或媒介出现，将自然灾害的描写与现实生活的反映相结合，在灾害书写中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有的将比兴手法的运用与灾害书写相结合，巧妙地进行抒情达意，如《周南·螽斯》一诗中，蝗灾成为生动的比兴，其以“螽斯”(蝗虫)之多，喻子孙之众多^［14］;《魏风·硕鼠》一诗则以鼠灾为喻，表达出对统治者贪婪成性的强烈不满等。而屈原《九歌》等《楚辞》中的涉灾书写，则实现了原始灾异符号向艺术化灾害书写的重大转变^［15］。

蝗灾

先秦灾害诗歌创作在艺术上已基本成熟，对后世灾害诗歌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人的关怀，“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类心灵世界的展示，成为后世灾难文学的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16］。此后汉乐府灾害民歌中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以及魏晋南北朝文人灾害诗中强烈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都与此相沿革。《古步出夏门行》“白骨不覆，疫病流行”^［17］、《古艳歌》“马啖栢叶，人啖栢脂。不可常饱，聊可遏饥”^［17］等乐府古辞中对于饥疫灾荒、民不聊生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郑白渠歌》《洛阳人为祝良歌》等灾害民歌对于现实的严重关切等，都与先秦灾害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垂范有关。

两汉文学中的灾害书写较先秦时期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不仅在《史记》中的《天官书》《河渠书》以及《汉书》中的《五行志》《天文志》《沟洫志》等史书中有大量的灾害记录，在诗赋、民谣、奏议等其他作品中也有丰富的灾害文学表现，其中有对灾害情景的描述，有对灾害感想的抒写，还有对风调雨顺、民生安乐愿景的祷祝等。

作为汉代文学之盛的汉赋以铺排见长，尤其擅于灾害场景的展示和灾情的渲染，如贾谊的《旱云赋》借“昊天之大旱”来抒发其心中的愁怨情绪。赋中对干旱燥热的灾害景象进行了生动描写:“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18］书写了旱灾中暑气碎石、热风如汤、田地枯竭、生民愁苦的灾害情景。

相比汉赋而言，汉代所流传下来的文人灾害诗数量并不是很多，其中值得重视的有直接表现雨水之灾的古诗《风雨诗》^［17］。而汉乐府的写实精神在灾害民歌童谣中得到充分体现。如《郑白渠歌》:“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如云，决渠为雨。水流竃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17］这首歌颂治水功绩的民谣表现了人们兴修水利、凿成郑白渠、战胜灾害从而安居乐业的情形。也有一些民间歌谣对腐败官吏进行辛辣讽刺，而对为民谋利、积极抗灾的良吏给予热情赞颂，如《洛阳人为祝良歌》:“天久不雨，烝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应，滂沱而下。”^［17］此歌谣因洛阳令祝良为民禳灾而作，因岁时亢旱，天子祈雨不得，祝良乃暴身阶庭祷雨而天降甘霖，于是时人为之而歌。

东汉末期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有些童谣则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灾害场景，如《汉末江淮间童谣》《汉末洛中童谣》等反映了当时战乱与灾害所带来的饥荒与死亡，也写出了民生凋敝、物价上涨、“粟贵于金”^［17］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在“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17］的讥讽中，表达了对豪门贵族的不满情绪，反映了贫富不均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干旱带来的饥荒

与先秦灾害诗歌比较而言，汉代灾害诗歌在创作内容上，与社会政治关联更密切，其中两首帝王灾害诗即汉武帝的《瓠子歌二首》尤其值得关注。诗云: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栢冬日。

正道驰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其一)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讯流难。

搴长筊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其二)^［17］

此诗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的黄河水灾。汉初水旱灾害频繁，黄河多次决口成患。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四月，黄河在瓠子地方决堤，汉武帝亲自临场指挥塞河，然薪柴不足，久而无功，于是汉武帝以歌痛悼，并表祷祝之愿。诗中灾情与史相合^①。第一首描述了河决瓠子，梁楚一带河水泛滥的情境，并抒写了塞河治水的急切心情;第二首则进一步表达了成功救灾的美好愿望。因统治者的重视，这次塞河水利工程成功后，梁楚之地再无水恙，汉武帝二诗也成为这次水灾的历史见证。

可以说，汉武帝的水灾书写中，成功塑造了一位勤政忧民、重视农业水利建设、积极抗灾救灾的明君形象。这种帝王灾害书写显然有助于明君形象的树立，而灾害书写也往往成为政治批判的重要内容。

董仲舒

董仲舒《春秋繁露》云:“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19］自汉儒将灾异天谴说与伦理纲常之论结合起来，后世文人便往往以此讽谏君主，议论朝政，尤其是谶纬神学使“灾异天谴”说进一步深化，既使灾害成为臣子讽谏君主的理由，又使灾害解释变成统治者巩固皇权的舆论手段。封建帝王成为当之无愧的上天之子，行使上天授予的皇权，若政道有失，则上天降灾异以示警，“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20］。这种灾害思想与文化对后世灾害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人们思想中自然灾害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也使人们面对灾害时的现实思考更为深刻（未完待续）。

本文原刊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龙珍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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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