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南北朝灾害文学书写与灾害诗的抒情特征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自然灾害频发，许多文人以深切的人文情怀对乱世灾害给予了极大关注，在这段灾害历史的文学书写中往往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魏晋玄学的影响，以及战乱和灾害所引起的忧惧之情，人生无常的生命之感，使得灾害诗歌创作中的抒情气氛更加浓郁;作者的眼光更加关注灾害中的人，更加注重表现人在面对灾害时的心灵状态，而不仅仅着力于对灾害场景的生动描述。这个时期涉及灾害书写的作品数量较前代进一步增多，是灾害文学的重要发展时期。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疫病的高发期，严重的瘟疫造成了大量生命凋零。史载，“(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大疫”［21］，对此曹植《说疫气》亦云:“建安二十二年(217)，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22］灾情令人触目惊心，建安七子中多人先后去世②，昔日“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23］的文学盛景不复存在，酬赠之作几于音沉响绝，“而悼亡之作应运而生”［24］。这次疫灾也使诗人对人生无常的感受更为深切，在灾害诗创作中往往融注了作者深刻的现实关怀、强烈的生命意识以及浓郁的抒情特质。
天灾往往伴随着人祸，瘟疫发生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显然与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徭役繁重等有关，建安诗人对此也给予了反映，如曹操的《蒿里行》［17］、王粲的《七哀诗》［17］等。西晋潘岳《关中诗》所云“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17］，则阐述了战争、疾疫所造成的社会灾难，道出了战争与瘟疫等灾害之间的关联。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诗创作成就较前代更为突出。傅玄、潘尼、鲍照、江淹等人的《苦雨诗》，傅玄、庾信等人的《苦热诗》，曹植、鲍照、庾信等人的《喜雨诗》等均为代表性作品。这个时期也出现了灾害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家。
曹植在灾害文学创作方面也可称“建安之杰”，除了《说疫气》等灾害散文外，还有灾害诗作。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因大旱而饥歉，曹植作《喜雨诗》抒天降甘霖后的欣喜之情；在《时雨讴》中则表现了祈禳致祥、天降时雨、野草润生的欣慰之意。除了书写旱灾，其《怨歌行》“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等句［17］，还描写了震雷刮风、大风拔树而损害“秋稼”的风灾场景。
傅玄
在晋代诗人中，傅玄可谓灾害诗创作的代表，除《苦雨诗》外，还写有《苦热诗》《炎旱诗》《季冬诗》等多首灾害诗，反映了水旱风雪霜冻等多种自然灾害。在这些诗歌中，既有灾情的记录和灾害场景的展示，又有灾害感受的抒写。如《炎旱诗》:
炎旱历三时，天运失其道。河中飞尘起，野田无生草。一飡重丘山，哀之以终老。君无半粒储，形影不相保。［17］
诗人生动真实地描写了夏旱炎热、人们挥汗如雨、河中扬尘、田地干涸的“炎旱”景象，同时也表现出对炎旱引起的饥荒及灾民性命难保的忧虑。
作为南北朝集大成的诗人，庾信的灾害诗创作也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如其《和乐仪同苦热诗》［17］虽为和诗，却将酷热难当的灾害情境写得生动而雅致，含蓄表现出酷热中的人物生活与心情。而其《和李司録喜雨诗》［17］则以精巧丰富的典故表现了亢旱雨降后的喜悦之情。
庾信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苦雨诗”“喜雨诗”等同题之作，说明灾害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的逐渐成熟与定型，对后世灾害诗歌创作影响深远。其中“苦雨诗”即是自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灾害文学经典主题。早在《诗经》中就有涉及雨水之灾的文学书写，如《召南·江有汜》《小雅·正月》等。而后汉代有古诗《风雨诗》，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先后有阮瑀、傅玄、张协、鲍照、江淹等多位诗人写作“苦雨”诗，唐代以后创作“苦雨诗”的诗人则更多。
另外，为数众多的《喜雨诗》创作，也从侧面反映出炎旱灾害对时人生活及创作所产生的影响。除曹植、庾信外，还有鲍照、魏收、谢惠连、谢庄等多位诗人写有“喜雨诗”。至此，对于旱灾，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学书写系统，即“苦热”———“炎旱”———“祈雨”———“喜雨”等，表现了旱灾发生的全部过程。
在书写体裁方面，除诗歌外，还有灾害辞赋，如曹丕、曹植、应瑒等人的《愁霖赋》与《喜霖赋》;曹植、王粲、刘桢、陈琳等人所作的《大暑赋》等。他们往往利用辞赋善于铺陈的文体特征，对自然灾害场景给予充分展示，表现出对自然灾害的现实关注，以及对百姓苦难的悲悯情怀。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灾害文学创作具有浓郁的抒情特征。灾害与战乱使得生命危在旦夕，政治的黑暗也使文人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自然灾害便成为其情感宣泄的重要媒介。因灾害场景往往容易触发诗人抑郁不得志的心情，所以借自然灾害进行抒情言志成为灾害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在艺术形式方面，魏晋南北朝灾害诗较之先秦诗歌更加典丽工致，表现手法也更为多样。先唐灾害诗歌创作就这样逐渐走向成熟甚至兴盛。
要之，自然灾害的发生不绝于史，灾害书写便不绝于文学，灾害文学创作可谓源远而流长。
四、古代灾害诗歌史与灾害文学史的建构
综上，自“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远古灾害神话，以及《诗经》《楚辞》中的灾害书写以来，自然灾害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迄今为止，人类仍然无法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文学对灾害的表现也从未缺席，依然发挥着文学的人文精神特质，已然成就一座蔚为大观的人文宝库。可以说，一部人类灾害抗争史亦为一部灾害文学创作史。
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及诗歌艺术技巧的不断成熟，灾害诗歌也在不断发展，其情感内涵与表现形式在不断丰富，不仅为后世灾害诗歌创作提供了原型与范本，而且积累了大量艺术经验，为后世灾害诗歌创作做好了思想与艺术方面的双重准备。在唐代，自然灾害与山水边塞等其他题材一样，共同铸就了有唐一代文学丰碑，灾害诗歌也成为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25］。而唐代以后的灾害诗创作则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数量也更大。
中国古代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中都不乏灾害文学的影子。据统计，有宋一代灾害频发，涉及灾害书写的诗作即有六千余首［26］;清代多灾多难，仅浙江海宁地区一次劝赈诗就达1356首，作者323人［27］。金代刘迎的《河防行》，元代萨都剌的《早发黄河即事》，明代于谦的《荒村》等，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发展史，亦伴随着灾害文学史的足迹。民国时期灾害频仍，时人对此也给予了深刻反映［28］。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南方雪灾与汶川地震等一系列大灾难，当代文学也未缺席，“从历史、现实、寓言等维度进行了大量丰富的书写，生动地记录了中华民族与非典、雪灾、地震等灾害顽强抗争的不屈画面”［29］，形成了一股灾害诗歌创作热潮。
汶川地震
由上可见，自然灾害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自先秦以来便作为一个文学母题延续至今，而早已成就一部脉络清晰、成果丰厚而形式多样的灾害文学发展史，值得学界深入研讨，甚至进行一部文学专门史的建构。虽然我们的古人早已具有灾害文学创作与整理的自觉意识，“然而进入现代学术时代以后，学界有意无意存在一大学术盲点”［30］，这个学术盲点就是关于灾害文学及文学史的研究。
传统史学和文学研究往往更关注人祸而不重视天灾，因而会忽视自然灾害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与文学创作及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故，迄今为止古代灾害文学研究尚处于学术预热阶段，更无专门的灾害文学史著问世，已有的文学史视阈亦将灾害文学排除在外，即使在阶级性、人民性等宏观话语指导下的文学史书写，也“并没有深刻、全面、真实地观照到灾害文学书写”［31］。在当代文学史的编撰中，对文学与灾害的关系问题，也尚未引起重视，比如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便依旧未能论及文学与灾害问题［32］。而要建构灾害文学史或者具有灾害视阈的文学史，不仅需要做好思想认识方面的准备，有几个关键问题也亟待解决。
德国汉学家顾彬
其一，灾害文学视阈的介入和灾害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事实上，目前古代灾害文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中处于薄弱环节。学界过去将灾害学视为自然科学范畴，而往往忽视其人文社会科学属性，故对自然灾害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明显关注不够。除了张堂会《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及李朝军《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二著作外，已有古代灾害文学研究成果主要以零星论文形式出现，成果相当单薄，系统性研究成果尚显不足，在过去的文学史撰写中，灾害文学视阈基本缺失。同时，在灾害研究中也存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失衡现象，类似于文学灾害学或灾害文艺学的提法还未有所闻［32］。因此，要建构灾害文学史，灾害文学视阈的介入以及灾害文学相关理论的架构可谓第一要务。
其二，“灾害文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以及灾害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明确。虽然灾害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灾害文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但“灾害文学”说法出现较晚。21世纪初，金磊等先后发文“呼唤‘灾害文学’”，指出“灾害文学”是“新世纪文学的出路”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希望”［33］，然迄今为止，灾害文学虽逐渐引起学者关注，学界却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内涵上的定义和外延上的界限，特别是作为一专门文学史研究而言，更是尚未被学界提及。
灾害文学研究范畴和对象的界定不仅是古代灾害文学研究取得独立学术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灾害文学史建构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在已有灾害文学研究成果中，有关于“灾害”文学研究的，有关于“灾难”文学研究的，还有“灾荒”文学研究，甚至“灾异”文学研究等，很显然，学界目前对“灾害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尚界定不明，而灾害文学的研究范围也存在着不确定性［34］。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
文学作为人学，其核心意义在于其人文特质，故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类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35］所谓灾害文学，也应有其作为人学特质的意义所指，其中灾害意识与情感特质是使得灾害文学具备人文特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不妨以是否涉及灾害表现作为界定灾害文学的基本标准，这不仅仅是对灾害的简单记录，而且具有灾害意识与情感特质(如忧患意识、悲悯情怀等)，由此也可发现，灾害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分量。
同时，要明确灾害文学(史)的研究范围，还需将灾害文学与生态文学及苦难文学(有的灾难文学实际可归类为苦难文学)相区别。生态文学概念的确立在学界已然成熟，生态文学也会涉及灾害，但较之灾害文学，其更侧重于关注人类活动及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揭示生态危机或灾害爆发的人为因素。
另外，自然灾害于文学中的表现既不同于苦难文学的世俗与日常化，“也不一定具有生态文学所规定的生态或环保意识”，“文学与灾害的关联是多层次的，不能完全归入灾难文学或生态文学的范围之内，需要提出独立的概念体系进行研究”［32］。灾害文学/灾害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概念体系的确立意义重大，也势在必行。
其三，现有灾害文学研究成果对灾害文学史建构的支撑问题。虽然近年来对灾害文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显示出一种较强的学术态势与较广的学术空间，但总体而言，成果尚嫌单薄，研究较为零散、片面，不够系统，有些历史时期的灾害文学研究甚至尚无人涉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非常有限。同时，对灾害文学的本体研究也很不足，如在古代灾害诗歌研究方面，多以诗证史，进行灾害史料的钩沉，对灾害诗的文学及审美价值重视不够。因此，要建构灾害文学史，则必须进一步丰富古代灾害文学研究成果。
另外，要建构一部灾害文学史或者有着灾害视阈的文学史，尚需考虑其书写方式的问题。钱基博曾说，文学史即“文学作业之记载”，“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几于买椟还珠”［36］，灾害文学史亦如此。那么，是以各种灾害类型的文学表现为核心，进行探源溯流，综观百家，博通古今灾害文学之嬗变，还是以灾害历史为经，以灾害作品为纬，围绕时代、作家、文体或者题材类型等进行点面分析，洞流索源，将灾害史与文学史相结合，以辨灾害与文学之关系，都值得我们好好思考，或许两者均可一试，甚或可以先分体裁进行撰述，例如灾害诗歌史、灾害散文史、灾害小说史、灾害戏曲史等。
余论
灾害文学(史)研究与灾害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医学等学科均有一定关联，属于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故灾害文学史的建构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小。而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史中涉及灾害的作品可谓不胜枚举，各种文学体裁中的灾害作品数量颇为可观，既是自先秦以来灾害历史的文学表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示，具有不可磨灭的美学光辉和文学意义。研究和建构古代灾害文学史，发掘灾害文学中的人文特质与审美价值，不仅可以拓展古代大文学研究范围，开阔已有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阈，丰富古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对于缝合中国文学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距离，揭示中国古代灾害历史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文原刊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龙珍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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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ap.cnki.net/touch/web/Journal/Article/HNSS202004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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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②曹丕《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参见［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王粲建安二十一年(216)随曹操南征孙权，也于次年春返邺途中“病卒，时年四十一”。参见［西晋］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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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赵阳 吕可可
编辑｜王晨 孙思雨
审核｜龙珍华 卢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