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宋时期，有关自然灾害题材的诗歌创作日渐兴盛，成为诗坛值得重视的一大题材类别。一方面，前代诗坛有关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的零星创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集中表现; 另一方面，飓风、冰雹、海潮、地震、山崩等以前罕有触及的灾害题材也得到显著开拓，当时文人的忧患意识、悲悯情怀和批判现实精神得到充分表达。相较于开始全面关注灾害题材的唐诗而言，相关宋诗把对自然灾害的书写推进到表现人道灾难的深度，较多地体现了应对灾害的理性精神、达观态度和健朗作风，运用了庄谐杂糅、荒诞、黑色幽默等新式艺术手段，把灾害诗的写作推进到十分成熟的境地。灾害书写是唐宋诗歌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契机，唐诗高峰之后古代诗歌的发展仍然大有可为。
关键词: 唐诗; 宋诗; 灾难事件; 现实主义; 魔幻叙事
我国历来多自然灾害，历代诗坛有关创作层出不穷，作品遗存数量愈来愈多。据统计，明确涉及了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的诗作，先秦时代《诗经》有30首，汉魏晋南北朝有40余首，唐五代有450余首，两宋则有2700余首①。作为诗史上一个连绵不断的重要同题(同类) 创作现象，其承传和异同关系无疑值得关注。这不但有利于梳理贯穿其中的文学传统，把握其阶段性特点，而且在当下还有利于沟通、整合各代相关研究成果，提升该领域研究的整体性、规律性认识。鉴于唐代以前的灾害诗作数量很少，元明清时期的相关研究还相当薄弱，本文试以作品数量大增、研究成果相对充分的唐宋时期为中心进行相关考察。在厘清先秦以来中国诗歌灾害书写的源头之后，侧重考察唐、宋诗歌在这一题材领域呈现的异同和承传关系，并以此为契机管窥和反思唐、宋诗歌的演进轨迹和时代特色。
一、创作历程和书写形态
先秦时期，《诗经》以十分之一的篇章涉及了水旱、暑热、螟蝗、瘟疫、风雨、鸟鼠、地震、日食、月食、气候反常( 如正月繁霜) 等多种灾异的描写［1］，并且提供了《大雅·云汉》《小雅·十月之交》这样的“灾害主题最典型的作品”［2］，“为后世灾害诗歌创作树立了艺术范本”［3］。但是，绝大部分诗篇的灾害书写都还是片段描述，其专题吟咏仅局限于4首诗作②。两汉时期，虽然严重的黄河水患催生了汉武帝《瓠子歌》这样反映治黄堵决的重大灾害题材作品，但现存涉灾诗作只有10首( 其中民谣杂辞6首) ，缺少文人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们常以苦热、苦暑、苦雨、喜雨、苦旱、苦寒为题进行诗赋创作，诗坛出现了集中关注暑、旱、洪、涝灾害的情形，现存诗作尚有10余首，但都没有反映过一次重大灾难事件，没有出现《大雅·云汉》《瓠子歌》那样重要的作品，灾害题材的创作呈现日常生活化倾向。
在此背景下，唐诗在这一题材领域有了大力拓展，作品留存数量较前代的总和有近五倍的增长。从涉及的灾害种类看，《诗经》以及唐代以前诗歌涉及的灾种全都包含在内，除此之外，还新增了飓风(台风) 、风暴潮、火灾、冰雹等方面的创作。从体裁上看，古体、近体、五言、七言、四言等唐诗各种体裁都已具备。从书写形态看，唐前许多还停留于片段乃至个别意象层面的灾害描写都已发展为专题写作。唐诗中将灾害题材作为表现主题或重要内容的诗作接近300首，杜甫、白居易的此类创作均有50余首③。从内容上看，唐诗的灾害书写尽管仍以抒情诗为主，但总体上叙事成分和叙事诗有了明显增长，相关灾害事件的具体情况在诗里进一步明晰起来，不少诗作可以与史实相参证，涉及到严重灾难事件的专题写作有30余篇。
《诗经》
归纳起来，唐诗众多的专题吟咏灾害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唐诗很好地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直击灾情和民生疾苦，形成纪实型书写，作品甚多，后世多为人知的有高适《东平路中遇大水》、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孟郊《寒地百姓吟》、元稹《旱灾自咎贻七县宰》、白居易《杜陵叟》、李约《观祈雨》等;其次，唐诗也发挥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借助传说中有关灾害的各种神魔形象，将灾害的发生和为害描述成神魔用事的斑斓图景，可谓魔幻叙事，作品有顾况《龙宫操》、韩愈《谴疟鬼》、姚合《恶神行雨》、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王毂《苦热行》等20余篇; 其三，唐诗还将《诗经》里个别篇章缅怀大禹治水功绩这样的片段书写，发展成为专题咏史怀古的写作，如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其十) ( “茫茫浊河注”) 、岑参《石犀》、罗隐《董仲舒》、汪遵《密县》等诗作。
比起唐诗，宋诗的灾害书写有五倍多的增长。除了反映水、旱、寒、热等常见灾害的诗作大量涌现外，以前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灾害，如山崩、地裂、雷电、虎、狼、狐、蟹、瘟疫、地震、蝗螟、冰雹等，都得到了专题吟咏。中唐戴叔伦《女耕田行》一句“去年灾疫牛囤空”［4］172的描述，在北宋杨亿的西昆体诗《民牛多疫死》变成了全篇聚焦的专题创作。晚唐曹邺《奉命齐州推事毕寄本府尚书》诗里的一句“城狐不易防”［5］第18册，6865，在北宋苏舜钦的《猎狐篇》里就演绎成一篇老狐狸盘踞城隅、作恶多端、终被猎杀的精彩故事。唐诗里只句单联、零零星星的飓风忧惧，在宋代黄庶《皇祐五年三月乙巳，齐大风，海水暴上，寿光千乘两县民数百家被其灾》、郭祥正《漳南书事》、员兴宗《永嘉水》等诗作里都演变成对风暴潮灾难的惨痛书写，浓墨重彩。至于海洋灾害对于沿海农业生产的侵扰，唐诗里已出现“公田没海潮”［4］16的景象，但“还只是零星的片段描写，而宋人对此的关注则已是近距离的特写镜头了”［6］。可见，宋前诗歌许多片段、局部的灾害描写在宋诗里得到了集中且专门的表现。上述各种自然灾害纷纷进入宋代诗人的视野，很能说明宋诗较唐诗在此领域的显著拓展。
苏舜钦
宋诗有关灾害题材的主题吟咏已达1500首以上，涉及重大灾难事件的诗作在600首以上，其中单单以黄河水患为主题的诗作就有100余首。宋诗的涉灾体裁较唐诗增加了骚体和六言诗，前者如刘敞《河之水》、张耒《愬魃》、崔敦礼《田间辞三首》(其二一) ，后者如刘敞《闵雨诗》、范成大《苦雨五首》《剧暑》、陈造《祷雨木栏堂四首》(其一) 、刘克庄《久雨六言四首》等。随着宋诗篇幅、体制的扩大，宋诗纪实性、叙事性、议论化增强，这在书写相对较少的火灾诗、雹灾诗、海洋灾害诗的比较中看得分明。唐诗三类灾害书写形态，宋诗都已涵盖。纪实型自不待言，咏史怀古方面，以专题关注黄河水患来看，除了刘敞的《龙门》《汉武帝二首》、邹浩《菏泽》等写到大禹治水、汉武帝治河外，还有韩琦的《视河惬山》称扬汉成帝时王延世治理黄河，更有石介《河决》、欧阳修《巩县初见黄河》等历数前代英杰治河功绩。魔幻叙事的，水灾诗有王安石《久雨》、邓肃《大水杂言》，旱灾诗有王洋《悯旱》、周紫芝《题张元明四鬼捕懒龙图》，地震诗有刘攽《地震戏王深父》，火灾诗有罗公升《西楼火》等。可见，唐宋之际诗坛日益兴盛的灾害题材创作是诗国高潮六百年间一道引人瞩目的文学景观。
二、同类主题的深化和拓展
《诗经》至唐宋的两千年诗史上，成百上千的诗人围绕自然灾害题材创作了数千首诗作。然而作为同题共作，这些作品又往往超越时空阻隔，呈现一定的主题集中倾向，出现多个相同、相似主题，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是中国诗歌很早就已形成的优良传统。天灾侵凌下的民生疾苦，正可谓历代诗歌当仁不让的重要取材对象。先秦时代，《大雅·云汉》《小雅·十月之交》《大雅·召旻》《小雅·鸿雁》等篇什通过多种灾情的描述表达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不过，降至灾害诗数量可以追配先秦的魏晋南北朝，这个主题的写作却变得很少了。及至盛唐、中唐诗坛，以杜甫《秋雨叹三首》《夏日叹》《喜雨》(“春旱天地昏”) 、白居易《夏旱》《旱热二首》《采地黄者》等诗作为代表的灾害诗创作，重新在诗坛发出忧国忧民的强音。既倾诉着百姓的灾伤苦难，又牵系朝政国事的兴废安危。
随后，宋诗以倍增的数量、更多的角度、更大的篇幅和众多灾难事件的记述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宋代士人对于“国忧”民瘼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思想层面，宋诗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人性觉醒。如果说唐诗里已出现了“路有冻死骨”(杜甫) 、“衢州人食人”(白居易) 那样的惨剧，那么宋代蔡襄《酇阳行》、吕南公《乌翩翩行》、刘宰《野犬行》等诗作，通过对灾民死后犬豕般命运的关注和对生者“脔割”尸体为生的悲悯，深入人道灾难的灵魂深处来处理灾害题材，主题进一步深化。这是以往诗坛罕见的人道关怀的尺度。与此形成呼应，彭汝砺的《暴雨》抒写了救命不成、掩胔无尸的悲哀和内疚: “溺者漫不见踪迹，东村西村哭声塞。手援不能泪沾臆，掩胔虽欲终何益。”［7］第16册，10455吕本中的《商村河决》从眼前的生命威胁，忧及自己葬身鱼腹的无辜乃至身后祭奠之不得，表现了对生命价值和尊严的重视: “今年河口决商村，远望飞涛匹马奔。……犹恐因循葬鱼腹，故人无地与招魂。”［7］第28册，18102这是人性真实的流露，体现了诗坛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和苏醒，已发“以人为本”“更为关注灾时、灾后的个体境遇与真实人性”［8］之先声。
在天人感应、灾害天谴等灾异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诗歌在《诗经》时代，就频频援灾议政、抨击时弊，出现了多首杰出的政治抒情诗(如《小雅·十月之交》《大雅·召旻》等) 。虽然在汉魏六朝中断了数百年，这个传统在走向繁荣的唐宋诗坛却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神秘的灾异思想束缚，直击灾害事件中的种种政治和社会的不公，为受苦受难的下层百姓鼓与呼。
在唐代，吕温《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孟郊《寒地百姓吟》、李约《观祈雨》、白居易《轻肥》、张孜《雪诗》、僧鸾《苦热行》等诗作，在严重的灾情背景下，描写了两种有着天渊之别的生存处境和命运: 一边是遭灾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一边是统治者和有闲阶级骄奢淫逸、灯红酒绿，对灾情漠不关心，甚至大旱时节还生怕下雨影响了他们征歌逐舞。白居易《杂兴三首》(“越国政初荒”) 、张祜《忧旱吟》(“富豪索高价”) ，表现灾荒年月见死不救、倒行逆施、囤积居奇的铁石心肠; 白居易《杜陵叟》揭露地方官吏赈灾中瞒灾不报、急敛暴征的丑陋现象。这些诗作暴露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触目惊心，反映了灾害问题的社会本质和封建政治的腐朽黑暗。
白居易
相形之下，宋诗更加广泛地反映了灾荒中凸显的社会两级分化、官府变本加厉的剥削和压迫。如旱灾诗有苏舜钦《吴越大旱》《城南感怀呈永叔》、曾巩《追租》、苏辙《次韵子瞻吴中田妇叹》、范浚《叹旱》、刘宰《运河行》，水灾诗有苏轼《吴中田妇叹》、范成大《后催租行》、陈刚中《视涝》、释文珦《大水后作》等。这些诗作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堪比洪水猛兽、泯灭人性的各类苛政，深化了对下层人民灾难生活的关切和同情。不少宋诗就像是唐代相关诗作的翻版。如郑獬反映官府强迫农民驱蝗带来的《捕蝗》，不但题目与白居易诗相同，而且治蝗的观念都一样，认同人力无可作为。强至《京华对雪》、范浚《苦寒行》反映雪寒天气下的贵贱之别，可视作是对孟郊《寒地百姓吟》、张孜《雪诗》的回应。戴复古的《庚子荐饥》揭示宋末官府赈灾走形式的真相(“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比起白居易《杜陵叟》里“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的情形，只不过更直截了当罢了。
此外，在这类人祸加剧天灾的主题中，南宋诗还增添了对金、元侵宋战争罪恶的控诉和谴责。滕岑《甲申大水二首》劝慰灾民不要为冲走的房屋悲戚，他对比过金兵的侵略与凶猛的洪灾: “经旬水落流民复，身在不用嗟无屋。君不见去年金人破淮壖，城郭千里无人烟。”［7］第47册，29608洪水还让他们侥幸身还，而前一年金人的兵火是把当地人屠杀殆尽。可见野蛮的战争要比洪水猛兽还要惨烈。为此，陈宓《长夏叹》在安慰遭遇暑、旱、蝗灾煎熬的农民时，还发出了宁要暑旱之苦的反常祈愿: “农夫农夫莫怨怒，更有无田可耕处。昨日长淮禾稻区，白骨成堆今莫数。金缯百万去安边，城壁不修唯坏垣。人言犬羊盟誓坚，我愿夏日长如年。”［7］第54册，34011原来，生活在淮河地区鱼米之乡的人民因为宋金边境的战火，不但无田可耕，而且性命难保。尽管诗人对宋廷屈辱苟安的政策不抱希望，但又希望通过自身忍受天灾之苦以换取边地人民的和平安宁!通过战火猛于天灾的揭示，宋诗大大深化了灾难主题和忧悯情怀的表达。
应对灾害，重在行动。唐代以前，除了带有迷信色彩的禳灾弭患外，诗坛关注当时赈灾抗灾斗争的诗篇主要就是《小雅·鸿雁》、汉武帝《瓠子歌》、谢灵运《白石岩下径行田诗》三篇。唐代这方面的诗作明显多了起来。杜甫《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石犀行》、韦应物《始至郡》、白居易《贺雨》、刘禹锡《武陵观火诗》、元稹《旱灾自咎贻七县宰》《茅舍》、贾岛《郑尚书新开涪江二首》、卢肇《汉堤诗·并序》、张祜《忧旱吟》等可推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诗作都聚焦灾害救治行动，与前代灾害诗主要忧念灾情的情况有所不同。
宋代此类诗作有了极大增长，水旱灾害诗中就有数百首歌咏、谈论救灾抗灾问题，内容上可以细分为治水政绩颂、防洪工程颂、“平河”歌(治黄凯歌) 、赈济颂、御旱赞歌等。并且咏赞子目还可延伸更远，如御旱赞歌类目下可以再分咏赞抗旱工具、抗旱设施，甚至更细的子目，如吟咏水车、筒车、辘轳、水井、河湖等⑤。因此宋诗的抗灾主题可谓表现十分丰富。
尽管禳弭类活动的歌吟在诗史上不绝如缕，但务实理性的御灾呼声和行动在诗坛还是愈加强大。杜甫《石犀行》以灌口岷江冲决泛滥导致伤亡事故的惨痛教训，告诫人们刻石立犀的厌胜法靠不住，只有依靠人力修建堤防才是自古以来抗洪救灾的“正道”“王法”(“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参人谋”)［5］2303。如果说杜诗赞美众人兴修水利工程的诗句在唐代还应者寥寥，那么到了宋代，“旗幡四面”［7］第10册，6973、“万杵登登”［7］第17册，11488、“千夫在野”［7］第39册，24336的盛大修筑场面早已在诗坛热火朝天。
杜甫《石犀行》
在认识和治理灾害问题上，唐宋人始终交织着理性和迷信之争。杜甫的同时人岑参《石犀》迷信到认为李冰治水立石犀的弭灾施设胜过大禹: “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5］2044在人力捕蝗的问题上，白居易《捕蝗》在本朝经历过姚崇灭蝗的激烈斗争之后仍然持悲观态度，认为“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定天灾”，主张通过修明政治，“以政驱蝗蝗出境”［5］4695，没有摆脱“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禳弭观念的影响。北宋郑獬《捕蝗》的思想观念与白居易如出一辙: “虽然捕得一斗蝗，又生百斗新蝗子。只应食尽田中禾，饿杀农夫方始死。”［7］第10册，6849不过，宋代有愈来愈多的作品(如欧阳修《答朱宷捕蝗诗》、苏轼《次韵章传道喜雨》、李纲《次韵王尧明四旱诗·酺祭》 都在宣扬积极有为的捕蝗举措，反对坐以待毙、无所作为的迷信做法，体现出非常鲜明的现实理性思想。不仅如此，宋代多首诗作还表现了对历代占统治地位的灾害天谴论的大胆怀疑和反思。郭祥正的《漳南书事》在记述了漳州风暴潮灾的惨状以后，对天戒说提出了怀疑: 当朝圣治“固宜集和气”、召“祥瑞”［7］第13册，8867为何却发生了如此惨烈的灾祸? 这显然是天人感应论解释不通的。彭汝砺《暴雨》在记灾以后对是否存在所谓的“天理”表示怀疑: “天理吁嗟杳难测，惸独无辜不爱惜。葬填溪鱼瘗砂砾，乃能屈折容盗贼。”雨灾残害无辜百姓，是伤天害理的事，岂有“天理”; 盗贼逍遥人间，却不见天诛地杀。可见这些诗作都以灾害违背人伦人性的事实，否定了灾害天谴论、天人感应论对天人和谐、天人合一关系的设定，因而也就动摇了对这些影响很深的灾害观的基本信仰。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北宋刘弇的《送李令如堤上部夫》热情歌颂主人公积极有为的修堤治水措施，嘲笑历来被奉为典型的汉代王尊单凭忠信退洪的做法: “独坐败堤去民吏，翻笑王尊御浊河。”［7］第18册，11971南宋员兴宗《永嘉水》在反省“沉家十万”的风暴潮大灾难时，觉察到从毗邻的海洋来考虑根由，将灾因追寻到当地人恣食海鲜、缺乏敬畏其他生命的风习: “……常盘喜鲜口吐吞。剜元剔鬣命蜿蜿，毫发不备唏空飧。以是眩客诏后昆，帝敕海若浇愁痕。”［7］第36册，22546循着这种唯物的、近于科学的思想理路，宋人还在诗作中明确表达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标本兼治、集思广益的治河、防灾思想⑥。
总之，由唐至宋，有越来越多的诗篇歌咏防洪、抗旱、捍海工程的建设场景和艰辛历程，此中弘扬的正是华夏民族历来践行的现实、理性、积极的救灾主旋律。
（未完待续）
注释:
①以上数据以笔者目前搜集到的作品为准，各个时代均不包含具有诗歌形式的歌谣杂辞。另外可参见，李瑞丰《〈诗经〉灾异诗述论》统计《诗经》中涉及自然灾害的诗歌有36首，载《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王宇飞《宋诗与宋代灾害探研》统计有关宋诗有6000余首，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9页。
② 即《大雅·云汉》《小雅·十月之交》《小雅·鸿雁》和《召南·江有汜》，后者通篇内容被认为“是先民在天降暴雨、洪水泛滥时用于驱水仪式中的咒语型歌诀”。转引自李瑞丰《〈诗经〉灾异诗述论》，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③ 因为遴选灾害诗的标准有差异，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统计杜甫涉及天灾的诗作近70首，载《杜甫研究学刊》2013年第1期。
④ 这在宋代水灾诗中就有充分表现，参见拙著《宋代灾害文学研究》第三章《水灾诗》“忧国忧责忧民”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0－136页。
⑤ 依序列举代表性诗目如下: 富弼《定州阅古堂》、强至《依韵奉和司徒侍中视河惬山》、郑獬《上李太傅》、郭祥正《徐州黄楼歌寄苏子瞻》《治水谣》、刘弇《送李令如堤上部夫》; 强至《董役河上风霾继日》、黄庭坚《和谢公定河朔漫成八首》(其二) 、陆游《十二月十一日视筑堤》《出城至吕公亭按视修堤》; 宋太宗《平河歌》、苏轼《河复》; 王阮《代胡仓进圣德惠民诗一首·并序》、陈造《检旱宿香云》、张伯子《视旱田赋呈上元主簿杨明卿》、吴芾《癸巳岁邑中大歉，三七侄捐金散谷以济艰食，因成三十韵以纪之》、冯楫《劝谕赈济诗》; 苏轼《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 、张孝祥《前日出城，苗犹立槁，今日过兴安境上，田水灌输……》、王庭珪《寅陂行》; 苏轼《无锡道中赋水车》、陈与义《水车》、刘一止《水车一首》、李处权《士贵要予赋水轮因广之幸率介卿同作兼呈郭宰》、张孝祥《湖湘以竹车激水，秔稻如云，书此能仁院壁》、黄庶《赋辘轳》、艾性夫《灌园》、李纲《次韵王尧明四旱诗·井汲》、刘宰《赛龙谣寄陈倅校书(模) 兼呈黄堂》; 陈造的《竹米行》、汪炎昶《次韵竹米》; 许当《小湖》、张尧同《嘉禾百咏·穆溪》等。
⑥ 体现此类思想和主题的宋诗作品有梅尧臣《观博阳山火》、王安石《我欲往沧海》、苏辙《送鲁有开中大知洺州次子瞻韵》、黄庭坚《和谢公定河朔漫成八首》(其五) 、陈舜俞《野烧》、米芾《夜登鉴远观江南野烧作》、陆游《镜湖》《甲申雨》《丙午五月大雨五日不止，镜湖渺然，想见湖未废时，有感而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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