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别致的写法和审美新形态
从灾害书写的角度看，唐诗不但直承魏晋南北朝生活化的写法，而且很好地继承了《诗经》关怀民生疾苦、忧患国事、抨击时政的现实主义传统，由此诗坛开始全面关注灾害题材。随后继起的宋诗在此领域除扩展灾害种类、篇幅体制外，还进一步在表现广度、深度等方面多方掘进。在广度方面，如疾疫诗，承唐诗之后继续“写病疫的疾苦、谴疟的行动”，又新增“对社会疫情的忧虑、与疟鬼疫魔的周旋以及睥睨瘴疠的态度”［9］230。又如火灾诗方面，“全面地继承了晋、唐以来的写作传统，不但生动记录了当时火灾发生的众多场景，广泛深入地表现了火灾给人们带来的严重灾难和精神伤害，而且开辟了政治批判、劝世讽世、关注环保等新的主题取向”［9］247。再有，从灾害应对过程看，涉及受灾、救援、赈灾、防灾各环节，宋诗都有了专题关注、多人关注。可以说宋诗把灾害题材的创作推进到更加全面、十分成熟的境地。
随着题材内容的深度开掘，宋诗表现的思想主题、表达方式、审美情趣都有新的进展。比较突出的方面，在飓风诗、火灾诗、地震诗等题材中，不但表达了深重的忧患意识、悲悯情怀，也展现了抵御灾害的豁达思想、豪迈激情和超脱精神⑦。在表达方式上，唐宋诗坛均以纪实型作品为主，较多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而最有特色的自然要数体现浪漫精神的魔幻叙事，这一点唐宋两代大体上没有差别。不过，在具体的表现角度和方法上，不少宋诗善于翻新出奇，呈现一些新的艺术特点。
先看手法的别致之处。反映灾荒背景下官府征求不已、推行弊政的内容，是唐宋诗歌深化灾难主题、批判黑暗现实的常用手法。如果说白居易《杜陵叟》还是从正面着眼描述官吏如何对朝廷的蠲免令做手脚、走形式的话，那么南宋的彭龟年《帅漕闵雨十首》(其四) 则不局限于实写具体的征租过程，出人意表地诘问催租十万火急的吏胥为何不反手去驱逐正在肆虐的旱魔: “文移急征输，追逮及圭撮。安得语里胥，反手逐旱魃。”［7］第48册，30154巧妙地讽刺和揭露了当时官府残酷剥削灾民的丑恶行径。而陆游的《闵雨二首》则不露声色地描述了大旱天收租吏风尘仆仆上门索租的情形: “赤日黄尘江上村，征租唯有吏过门。”(其二) ［7］第39册，24861此中吏人“不辞劳苦”的图景，自然不乏反讽之意。这类悖逆常情、别出心裁的写法，使主题的表达显得更为别致、深永。
白居易《杜陵叟》
再看同类唐诗里难以见到的情感和审美意蕴。北宋晁补之的《跋遮曲》写乡亲们在连仍的水、旱、蝗、荒灾背景下的悲惨遭遇，他们反复抗争，又一次次失败，最后落入绝望无依的境地。诗作以完整的故事结构和离奇曲折的情节，结撰了一出具有荒诞意味的命运悲剧: 农民顽强自救，而灾害没完没了。此诗不拘泥于某次具体灾害过程，以灾害多发的情状集中表现灾害频仍、民不聊生的情形，同时全诗首尾还回旋着具有反讽意味的欢乐歌舞《跋遮曲》，其浓郁的艺术气息赢得了诗坛大家黄庭坚“典雅奇丽”［10］319的极口称赞。南宋王炎《大水行》写水旱灾害，描述了十分反常的灾难后果: “川居人曾死于暍，山居人今死于溺。下田黄尘曾蓬勃，高田白沙今障没。呜呼灾害何其频，剿民之命谁肯任。”［7］第48册，29697通过这种看似不应发生的吊诡现象的书写，有力地突出了灾情的严重，深化了灾难主题的表达。宋末刘黻的《癸丑九月苦雨和宋饮冰韵》则在旱潦伤稼、祷天不应的灾情中抒发了“千载一熟”的历史浩叹: “偻指千载间，曾无三两秋。［7］第65册，40680反映了自古农家遭受天灾折磨的困苦命运，饱含无限辛酸，思想深邃，情调十分苍凉凝重。
晁补之
也许宋诗的灾难书写中，更有特色的还是部分诗作流露的“幽默诙谐”情调。范成大的《后催租行》写遭受洪灾无收的农家被迫卖女、嫁女抵租的悲剧: “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11］60末两句写老父强作旷达，内里却是骨肉被迫分离的痛楚。刘宰的《开禧纪事二首》采用被归入“诙谐诗”的“禽言体”［12］162写成: “婆饼焦，车载板，饼焦有味婆可食，有板盈车死不晚。君不见比来翁姥尽饥死，狐狸嘬骨乌啄眼! ”(其二) ［7］第53册，33390诗写宋末开禧年间( 1205—1207) 江南一带连年的大灾荒中，人们起初还可以勉强糊口度日，有人甚至庆幸“有(棺材) 板盈车”———不愁晚死没棺材，得过且过。可是等到灾情严重到乡里的翁媪都被饿死之后，“有板盈车”却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饿殍都被饥饿的鸟兽啄食殆尽。灾民极度卑微的愿望(饿死有棺材) ，最终也都落空———虽然他们准备好了棺材，却不料死后尸首无法保全。这里既有极沉痛的人世悲剧和人道灾难，也有强作宽解的幽默，与《后催租行》里的“旷达”一样，其实就是今人所谓的“黑色幽默”，带着苦涩、绝望、荒唐的意味。比较而言，王洋的《悯旱》忧虑旱情，算是比较轻松的游戏笔墨: “天心爱民非不勤，民心有恨天必闻。为嫌流水入城郭，指撝山泽收浮云。浮云未肯便承命，往来空中无定性。平时风伯谗口多，忍看云师自奔横。愿得天公张网罗，要令灭迹须严科。雷公传声泽灵死，呜呼奈尔风伯何。”［7］第30册，18939诗里推究致灾缘由，在于天神地灵(天公、泽灵、云师、风伯、雷公等) 之间的推诿、渎职和倾轧，致使人间旱魃横行。表面滑稽无谓，骨子里应是影射朝政，可谓亦庄亦谐，并且神话色彩浓厚。虽然唐诗里也有这种魔幻写法，但还没有这么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更没有这种游戏调侃的笔调。
范成大
总之，灾害诗的写作到了宋代，感情的深沉和沉痛达到了新的高度。比起唐诗，有更多的诗篇直面惨烈的灾难现场，同时也表达了更为丰富复杂的情感意蕴。艺术上也有更多的作品不再简单反映、记录生活，产生和运用了悲喜交融、庄谐杂糅的复合艺术和荒诞、吊诡、黑色幽默等现代性艺术手法⑧，呈现出新的审美形态，在丰富、深化主题意蕴表达的同时，开拓了新的艺术审美空间，凸显了灾害文学的特色。这些方面应属于宋诗新生的艺术元素。因此，对于宋诗的特色，特别是宋诗的新变，不能简单地冠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标签而一概而论。
四、余论
综上所述，宋诗在唐诗开启的全面关注灾害题材的路向上，显著地拓展、深化了这一题材领域的写作。在创作数量剧增的情况下，题材愈益丰富、细密，主题多向开掘，更加深刻; 表现角度、手法更为别致多样; 所用诗体增多，更加全面，古体诗的体制也有扩大。作为一大题材(主题) 类型的灾害诗的创作已经完全成熟。上文揭櫫宋诗在此领域表现的诸多特色，虽然不一定为宋诗所独有，但无疑在宋诗里得到比较集中、突出的表现。宋诗灾害书写较唐诗取得的长足进展，与唐诗较唐前诗坛一样，同样具有总结性、高峰性，这是古代诗歌高潮迭起、走向繁荣发展脉络的清晰展现。
唐宋诗歌的灾害书写是中国诗歌走向巅峰的重要侧面和重要环节，这是古代诗歌藉以壮大堂庑的一个重要契机。其演进历程清楚表明，在唐诗这座诗史高峰之后，诗歌的题材内容和思想艺术仍然大有开拓的余地，其发展如清代叶燮所言，有其自然之势，“非故好为穿凿也”，“譬诸地之生木然: 三百篇则其根……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13］218 － 219。至此，“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启，纵横钩致，发挥无余藴”［13］69。因此，反观“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 鲁迅语) 这样的观点，不仅绝对，而且基本不符合事实，属于印象式批评，经不起严密的实证。同样，“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14］986这样的观点也属夸大其词，容易让人忽略宋诗承唐诗之后顺势而为的一面。虽说宋代灾害诗较唐代多有别开生面、独辟蹊径之处，但宋诗的创作和开拓还是在中国古代诗歌这株大树上的自然生发，并非“一空依傍”、略无根柢的苦吟臆造，唐、宋诗歌之间的传承关系还是基本面和主流。
尽管本文的考察偏于一隅，以此得出的结论还不足以概括唐宋诗歌的全局。但此类创作涉及当时数百位诗人和数千首诗作，是一个得到充分开拓的题材领域和主题写作，作为唐宋诗歌演进的窗口和缩影，它对于考察当时诗歌的发展全局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代表性。
本文原刊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〇二二年第六期
作者简介：李朝军，西华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注释:
⑦ 参见拙著《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243页、第255 页; 拙作《唐宋诗歌海洋灾害书写论析》，载《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⑧ 关注古代诗歌现代性的论著有江弱水《古典诗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10年版; 蒋寅《辟山开道成一家: 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载《光明日报》2013年11月4日第5版;［加拿大］施吉瑞《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王立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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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朝军． 宋代灾害文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 第 106 册［G］ .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1］ 范成大． 范石湖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2］ 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3］ 叶燮，撰．蒋寅，笺注． 原诗笺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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