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嘉莹先生在古典诗歌研究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她以“兴发感动”说为核心，着眼于诗歌感发生命价值的发掘，于客观知性研究中不乏主观感性色彩，于知人论世中饱含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充分肯定才性禀赋之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体现出浓厚的人文精神与鲜明的学术个性。这些不仅在客观上纠正了中国传统诗学中过分重视“人”，反而忽略“诗”的本末倒置的流弊，而且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学术规范化与技术化的过度追求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缺失现象，对于当今大数据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均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叶嘉莹；古典诗歌研究；“生命感发”；人文精神；学术个性
当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缺憾。现代转型期的人文科学研究在面临诸多理论与方法的机遇和选择时，因现代学术研究的市场化和学术研究的规范化与技术化倾向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缺失现象也普遍存在。大数据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正不知不觉地被“科学主义”所影响、所左右，“我们越来越被文献和知识的追问所淹没，唯独见不到‘文学’的踪影，更感受不到‘文学’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审美等方面独有的魅力”［1］。古代文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常常把活生生的文学弄成僵死的东西，“在研究中一切都成为技术处理的对象，材料的罗列，不动声色的叙述，貌似公允的评价”，“什么人格节操，人生境界，生活情趣，人间亲情，都被客观化与技术化掉了”［2］。如何保持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特性，避免古代文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已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具体实践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亟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叶嘉莹先生以丰富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蜚声学界，尤其在古典诗歌研究方面独具“生命”色彩，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缺失现象，对于大数据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生命 “感发”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蕴含在人文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或以人为主体的精神。人文精神对于人的价值与意义常常通过建构一个精神世界的生命的方式来实现，尤其体现在艺术、哲学与宗教中。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因为深受西方科学精神的影响，所以为了避免主观与偏见，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尽量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如强调文献作为研究基础的重要性，强调论述材料的真实性，强调学术的规范化，等等。虽然这种科学精神确为一切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但由于对理性精神与客观技术的过度追求，使得人文学科如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特性往往被忽视，而出现极端“科学主义”倾向，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同时，研究者的学术个性被渐渐磨平，其学术创造性也渐渐泯灭。而叶嘉莹先生却以颇具感性色彩与人文风貌的学术个性在当今学界别具一格。在古典诗歌研究与传播中，她始终坚持诗歌本身的诗性特质，以“兴发感动”（即“感发”，下同）说为理论核心，着眼于诗歌感发生命价值的挖掘，在传统文化精神的承传中融入深切的现实关怀，体现出古典诗歌研究的人文特性。
叶嘉莹结合现象学、接受美学等西方理论所形成的“兴发感动”说诗学理论，浑融中西而自成体系。
《论语》
首先，其直接理论来源为传统诗学概念兴。《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孔安国语曰：“兴，引譬连类。”［3］即诗可以引起读者的想象与联想，这当是对 “兴”的最早解释，后来朱熹释为“感发志意”［4］，则进一步指出了诗歌的感发作用。《说文解字》释“兴”为“起”，即启动、发生、乘兴而起。而据陈伯海先生《释“诗可以兴”》一文所考，在孔子提出“诗可以兴”之前，“兴”的概念早已产生。他说：“‘兴’起源于古代的乐舞祭祀活动，它标志着这一活动过程中的生命感发状态（即呈现于腾举、盘游、呼叫等形体动作中的情感生命的升腾与发扬），并意图凭借这一感发的力量以沟通天人，而实现生命回归本原的目标指向。”［5］可见“兴”从源起便确立了其感发生命的诗学意义。叶嘉莹指出，产生这种生命感发力量的基本源泉与动力是“心物交感”，所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篇），“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这种感发不仅可由自然界而感发，还可由人事界而感发；其感发之关系既可为情意之相通，也可为音声之相应；既可为正面相关，也可为反面相衬；既可同物异感，也可异物同感［6］。
《文心雕龙》
其次，在传统诗学基础上，叶嘉莹结合姚斯、伊瑟尔等人的接受反应论，将这种感发理论加以拓展，强调读者、评论者在进一步发掘与传达作品感发力量中的作用，指出诗歌作品“兴发感动”的生命力依赖于作者与读者的共同完成［7］。因为任何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欣赏，才能赋予生趣，才具美学价值和意义，只有真正会批评、会欣赏的读者才能把作品所隐藏的生命感发的本质力量都发掘出来［8］。她颇具创见性地将“兴发感动”之作用作为诗歌批评标准，强调“兴发感动”之于诗歌创作与接受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具有一种超越于外表的是非善恶之局限以外而纯属于精神本质上的伦理价值存在”［9］，能够启人心智，激奋感情，陶冶品性，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中国古典诗歌足以感动人心的东西，都在于这种感发生命的精神特质。因此“能感之”既是诗歌创作的基本源泉和动力，也是读者获得激励感发的内在品质与力量，而说诗之人也需具备这种“能感之”的素质，这样才能由作者的感动传达给读者以感动，并由读者的自由联想，产生一种绵延不断，生生不已的兴发感动。同时，叶嘉莹还指出，可以通过诗歌吟诵来实现这种直接的感发作用，作诗者与读诗者于吟诵中可以得到一种心灵的感动，说诗者也可于吟诵中唤起读者的感发。
叶嘉莹先生
可以说，叶嘉莹先生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感发价值进行了最好的诠释。她将中国古典诗词作为终生的精神伴侣，认为学习古典诗词的最大好处就是“让心灵不死”。而这种“让心灵不死”的力量就来自古典诗歌生生不已的感发生命的质素。这也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生命价值之所在，中国古代文学深厚的人文内蕴亦存于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终极价值亦在于斯，因为诗歌所感发的情意是一种超越性的生命体验，能帮助人们摆脱各种现实功利关系的羁绊，而复归于生命的本原，成为人们的精神故乡。所以在长年海外教学生涯中，叶嘉莹常常将自己的故土之情寄托在古典诗歌中，尤其是杜诗：“平生佳句总相亲，杜老诗篇动鬼神。”［10］“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嘉陵诗词稿·纪游绝句十一首》）她不仅怀杜诗，研杜诗，说杜诗，在《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更倾注了对于杜诗的深厚感情，而且还将自己“书生报国”的理想与责任融入古典诗歌的研究与传播中，着重于诗歌生命感发价值的发掘，为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兴发感动”说对于研究与传承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特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深厚的现实意蕴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作为一位成就突出的知名学者，叶嘉莹的学术成就不仅来自其中西诗学的理论涵养，更来自其对于学术个性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文学作为人学的人文精神特质的坚持与把握。在古典诗歌研究中，她始终坚守诗歌感发生命的人文底线。她指出，对于作诗者而言，“无论是多么优秀的作者，也无论有多么美好的内容，而没有自己真正的兴发感动，便只能写出浮嚣跟风的伪作，而再也写不出富于感发作用的真正的诗篇了”［11］；对于说诗者而言，如果不善于感发，诗歌的感发价值就无法被真正发掘出来，其感发生命价值就不能得以传承。因此，她不仅是位善感的说诗者，而且在诗歌生命价值的感发中融入深切的现实关怀，对中国年轻一代寄予殷切期望，希望他们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遗产时，能够受到一些启发。比如，其《一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以人类情感之共相与基型的阐释去剥茧 《古诗十九首》的诗学魅力与人文质素；其《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极具针对性地批判了台湾诗坛因狂刮 “西方反传统反具象的现代风”而走上“求晦的途径”，阐明了西学与传统诗学之关系及时人当取之态度；其 《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则通古今之变，贯中西之通，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生命感发价值及其演进规律进行了生动阐释，而又不乏对于台湾现代新诗的关切等。这种坚守古典诗歌研究人文特性，并着眼于当下的学术精神，无疑对当今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具有积极启示作用。
叶嘉莹先生
二、“知性”研究中的感性诠释
德国哲学威廉·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在《历 史的意义》一书中开篇便说：“首先，我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其次，我们都是对历史进行静观的人；这完全是因为我们都是一种确实会变成另一种人的人。”［12］狄尔泰认为，人类之所以成为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研究的主题，是因为存在着一种介于经验、表达和理解之间的关系，“精神科学就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了，而这种关系则为它们提供它们所特有的标准”［13］。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我们都是静观文学历史的人，但都是“确实会变成另一种人”的人，这种人文学科的主观性与人文性特征，使人文学科的研究实质上成为一种生命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追求明显不同，应有“主观”精神的参与，而带有某种主观感性的色彩。
威廉·狄尔泰
狄尔泰还指出：“生命，生命体验和各种有关人的研究，都是持续不断地联系在一起、持续不断地互相影响的。构成这些研究的基础的并不是概念性的研究程序，而是通过某种心理状态的总体性对这种状态的觉察，是通过移情对这种状态的重新发现。”［14］诚然。就古代文学研究而 言，其研究对象往往是具体的古代作家及其作品，面对的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及其生命的书写，其柔软的心灵无法用客观的逻辑思维去触摸，其曾经动人心魄的生命体验也无法用冷静的理性态度去体会。文学作为人学的生命潜质与诗性精神，更应该“通过某种心理状态的总体性”去觉察，甚至只有通过“移情”的手段和方法才能发现。这种学术特性使古代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感性的一面。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特征，也是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学术研究的学术个性。而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对于学术规范与技术化的过度追求，却往往容易使这种学术特性被忽视，让文学作为人学的人文精神渐渐消失。而叶嘉莹却始终坚守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学术特性，在古典诗歌研究中，始终着眼于诗歌的生命感发特质，在兴发感动说的理论观照下，将自己强烈的生命热忱贯注于古典诗歌研究与评说中，在“知性”研究中独具鲜明的“主观”感性色彩。
其说诗时，于广征博引中，以生动的激情阐述体现出古典诗歌的感发特质，可谓声情并茂，神采飞扬，以自己的生命贯通古今，仿佛“变成另一种人”（狄尔泰），意兴之处甚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极富感染力地迸发出古典诗歌鲜活的生命力，给人以诗心诗性的熏陶与感受，体现了诗歌感发生命的人文价值与精神。
其著论时，于严谨理性的论述中又往往流露出一定的情感倾向，具有明显的“主观”感性特征。其《嘉陵论诗丛稿·后叙》云：“我对于该文中所涉及的几位诗人的称谓并不一致，我对王国维称‘静安先生’，以表示我的一份尊敬之意，对王维称‘摩诘居士’，以表现我的一份疏远之感，而对于李商隐则不加任何称谓，而直呼其字曰‘义山’,以表示一种近于同类的亲切。”［15］这种颇为主观感性的称谓让古人面目如在眼前，让古代文学的历史面貌不再僵硬，也让古代文学的研究更富人文色彩，从而使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播变得更具活力。
叶嘉莹先生也自认为其古典诗歌研究大体上均“以感性为主”，尽管在“从主观到客观、从感性到知性、从欣赏到理论、从为己到为人的过程”［16］中，逐渐注意到客观、知性与理论辨析的重要性，为给诗歌研究提供论析立说的依据与方法而结合了传记的、史观的、现代的三种不同的知性倾向，但是其结合的成分之多少，以及用以结合的方式等又各有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源于其以诗歌中感发生命质素的挖掘为核心。
叶嘉莹先生
她认为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之子于归”的生之喜乐，“不如无生”的生之忧苦，“美志不遂”的生命悲哀以及“兰之生谷虽无人而自芳”的生命自赏，都是中国古典诗歌宝贵的精神内涵。这种生命的感发特质成就了千古诗名，形成绵延古今“生生不已的生命”，给人以“生命的共感”，具有一种“引发起读者心灵中某种美好之意念及联想的力量”［17］。所以评价一首诗歌的重要标准 “当以其所传达的感发生命之质量，及其所传达的效果之优劣为根本之依据”，故所采用的有关“传记的”资料，往往只取与诗歌中感发生命有关的部分，并不对诗人的为人与生平进行全面的叙述和考证，因其为文之目的在于说“诗”，并不在于说“人”［18］。所以对于中西理论的运用，她也以自己的真诚感受为主，择取所需并融合个人识见而用之［19］。她说：“诗歌是诉之于人的感情的，而不是诉之于人之知性的。”［20］因此，即使在其自称完全属于客观、知性的为人之作中，也常常体现出“主观”感性特色，时时流露着作者的主观情意与人文关照。
例如其《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秋兴八首集说〉代序》一文，虽然逻辑严密，论述严谨，但仍于字里行间，隐含着作者浓厚的情感色彩，在理性的分析中不乏感性的诠释。惟其感之深切，方致阐述精微。她对杜诗“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曲江二首》）两句的评析便相当精彩：
自花飞一片之哀伤，当下承接到风飘万点之无望，我每读此二句，总觉得第一句便已以其深沉的悲哀，直破人之心扉，长驱而入，而就在此心扉乍开的不备之际，忽然又被第二句加以重重的一击，真使人有欲为之放声一恸之感。然后复接以“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二句，把一片无可奈何的心情，无可挽回的悲哀，全用几个虚字的转折呼应表达出来，已是欲尽之花，然且复经眼看之，已伤过多之酒，且莫厌入唇饮之。夫花之欲尽，既已难留，则我之饮酒，何辞更醉，而且不更饮伤多之酒，又何能忍而对此欲尽之花，既对此欲尽之花，又何能忍而不更饮伤多之酒，这两句真是写得往复低回哀伤无限……杜甫已经使这种平板的律诗对句，得到了多少生命，得到了多少抒发。［21］
这段精辟生动的论述中，说诗者的主观情感呼之欲出，极富感性色彩。叶嘉莹用其“善感”之生命移情于杜诗深厚的精神内蕴中，将主观之“为己”与客观之“为人”完全融合在一起，不仅给读者带来学术的濡养，更给予诗性的熏陶；不仅拉近了读者与文本的阅读距离，更感发出古典诗歌旺盛的生命活力，让古代诗歌不复以僵固漠然的面目出现在现代读者眼前。
古代仁人志士的人格精神是中国古典诗歌感发生命的伦理价值之所在。叶嘉莹对古代诗人的客观评述中，往往也蕴含浓厚的感性色彩与人文关怀。比如，其于李、杜的客观阐述中从不掩其敬仰之情：“李、杜二家之足以并称千古者，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原来乃正在其充沛之生命与耀目之光彩的一线相同之处。”［22］其于理性的分析中对陶渊明充满了深深的敬意，称陶为“一个手中执着智慧之明灯的伟大的灵魂”，并发出深情感喟：“嗟夫，渊明远矣，人世之大伪依然，栗里之松菊何在，千古下，读其诗想见其人，令人徒然兴起一种‘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的凄 然的向往。”［23］其于公正的评价中也对南宋词人吴文英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与惋惜。在《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中，针对吴文英其人其词常被误解甚至不解的现象，叶先生以诗歌的生命感发特质为核心，结合王国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的“境界说”（《人间词话》），发前人之所未发，指出吴词中“确有梦窗所特有的一种境界，也确有梦窗一份自我的真实的感受，只是他不大肯遵循一般人理性上所惯见习知的传统而已”［24］，从吴词对生命感发的价值方面重新建构了吴文英词学的现代地位，还其“七宝楼台”的客观面貌。同时，对文英词中那份“极其深沉真挚的残缺”与“永逝的创痛之情”给予深切同情，对其“竟不幸因一时人性之软弱而留下了予后人以肆加诋毁之口实”，发出“亦当为之三嗅而泣耳”的扼腕之辞。
吴文英
叶嘉莹说，这种颇具感性色彩的论述方式，也许并不符合一般的学术规范，但这种写作方式“有时又确实可以传达出诗歌中感发的生命，而且可以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一种活泼的生生不已的感发之延续”，“往往也可以流露出评诗人之心灵与感情的跃动”［25］。这种“心灵与感情的跃动”其实正是主体与客体间的生命互通，是作者与读者间的心灵交汇，是古典诗歌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感发，也是叶嘉莹学术风格之所在。这种极富个性的研究特点既在客观上纠正了中国传统诗学中过分重视人，反而忽略诗的本末倒置的流弊，同时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中普遍重客观乏主观、重理性轻感性的“科学主义”倾向，对于过度技术化追求所造成的人文精神缺失现象都具有现实的批判价值（未完待续）。
本文原刊于《华中学术》2016年04期。
作者简介：龙珍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灾害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原文链接
https://wap.cnki.net/touch/web/Journal/Article/HZXS201604006.html
参考文献
［1］朱万曙：《古代文学研究与“科学主义”》，《文学遗产》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４８页。
［2］左东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的技术化倾向及其缺失》，《文学遗产》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１３２～１３４页。
［3］（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二十，《十三经清人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６８９页。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卷九，《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７８页。
［5］陈伯海：《释“诗可以兴”——论诗性生命的感发功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９１页。
［6］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赋、比、兴”说》，《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２９页。
［7］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３９页。［８］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９６页。
［9］叶嘉莹：《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代序）》，《迦陵论词丛稿》（修订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１９９７年，第９页。
［10］叶嘉莹：《一九八一年春自温哥华乘机赴草堂参加杜诗学会机上口占》，《迦陵诗词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１５５页。下文所引叶诗版本与此同，因篇幅原因不另出注。
［11］叶嘉莹：《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代序）》，《迦陵论词丛稿》（修订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７页。
［12］［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逸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页。
［13］［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逸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９页。
［14］［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逸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１页。
［15］叶嘉莹：《后叙——谈多年来评说古典诗歌之体验及感性与知性之结合》，《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５２～３５３页。
［16］叶嘉莹：《后叙——谈多年来评说古典诗歌之体验及感性与知性之结合》，《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５１页。
［17］叶嘉莹：《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代序）》，《迦陵论词丛稿》（修订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２页。
［18］叶嘉莹：《后叙——谈多年来评说古典诗歌之体验及感性与知性之结合》，《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５６～３５７页。
［19］叶嘉莹：《后叙——谈多年来评说古典诗歌之体验及感性与知性之结合》，《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６６页。
［20］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赋、比、兴” 说》，《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２１页。
［21］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秋兴八首集说〉代序》，《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７５页。
［22］叶嘉莹：《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谈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８页。
［23］叶嘉莹：《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４６页。
［24］叶嘉莹：《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迦陵论词丛稿》（修订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７２页。
［25］叶嘉莹：《后叙——谈多年来评说古典诗歌之体验及感性与知性之结合》，《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５２～３５３页。
［26］邵滢：《“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７８～８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