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人论世中的人文情怀
知人论世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学的一般原理来看，知人涉及的是文学四要素中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即创作主体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论世则涉及四要素中的“世界”，要研究作品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即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环境土壤之间的联系［26］。叶嘉莹围绕古典诗歌中的生命感发特质，以中国传统诗学知人论世的理论方法，结合西方现代诗学理论，形成其独具现代特色的知人论世批评方式，不仅表现了她对文学研究本体的坚持与把握，而且体现出颇具感性色彩的学术个性与人文精神。
《迦陵论诗丛稿》
如前所述，叶嘉莹为文之目的在于探求诗歌感发生命之本质及作用。虽然知人与论世都为此提供了论析立说的依据，但在一定程度上，其知人却更多于论世，而其论世也主要围绕着知人，尤其于知人中多论才性禀赋，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与深厚的人文情怀。
叶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精神伦理价值主要取决于作者创作的情感态度与心灵品质，为了挖掘作品中作者所感发的生命价值，也需要知人，即“从‘人’的性格背景，来探讨‘诗’中‘能感之’的一种重要的质素”［27］。可以说，相对于知人之重在“说‘诗’”，也许论世容易流于 “说‘人’”，因论世主要在于研究作品产生的时代与环境，往往容易导致对诗歌本身感发生命价值的忽视。且在叶嘉莹的诗歌研究中，如果说论世主要为面向过去的历史追溯，那么知人则有面向现在、展望未来的姿态。
因此，在具体论述中，虽然其知人与论世二者并不可能截然分开，但实际上相对于论世而言，叶嘉莹更重视知人，即更注重从诗人的性格背景和天资禀赋来探讨诗歌感发生命之质素。其以中学为本，以西学为参照，结合中西诗学中的天才理论，进行生命本原的探讨，从而多论创作者的才性禀赋。这一方法论上的意义缘自她对于发掘诗歌感发生命价值、传承传统文化精神这一研究目的的强烈自觉，以及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这一人文学科学术特性的毅然坚守。
中国传统诗学中不乏才性禀赋之说，但总体以文气论为基础而处于文体论与创作论的边缘状态，既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又与儒家重德轻文的文道论一直存在着对立与冲突。而肇始于柏拉图“神赐的迷狂”之天才说在西方诗学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如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便认为诗歌就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诗的天才是善于表现并润色诗人自己心中的形象、思想和感情的”［28］；诗人具有一种天生的资质和禀赋，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气质与能力，“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也更富有感受力与想象力［29］。黑格尔也肯定艺术创作需要一种特殊的资质，其中天生的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30］。叶嘉莹西学中用，在古典诗歌研究中颇多天才之论，而在其对于天才诗人的深沉感喟中，也涵蕴着浓郁的主观感性色彩。
陶渊明
比如，其论陶渊明，认为陶渊明的天赋中，“似乎生而具有着一种极可贵的智慧的烛照”，让其能摆落一切形式与拘执，“自然而然地获致到最适合于他自己的一点精华”，并能把自任何事物中汲取所得，“都化为了足以添注于其智慧之光中的，一点一滴的油膏，而这盏智慧之灯，则仍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所有，而并不可也不必归属于任何一家”。因此，这种“由繁复丰美所凝结的智慧之光的闪烁”，便形成了陶渊明诗歌的特色［31］。
其论杜甫，肯定杜甫“禀有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为的容量”，“他生而禀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32］，认为杜甫的禀赋使其成就为一位感性与知性兼善的诗人，故能博采众长，融汇古今，无所不工，而至博大深厚。
其论李白之为天才，深感其诗正如其人：“完全只是一份赤裸之天才的腾越挣脱之表现”，“迥非常人之所能写与所能有”，就像“不羁之天才”所作的“云飞水逝的一片神行”。并对李白不为世所知所用的天才之寂寞及悲剧给予了深切同情：“（李白）寂寞地腾越，寂寞地挣扎，寂寞地催伤，而终于寂寞地陨落，这真是一幕绝顶的天才之悲剧。”［33］
其论李商隐有一颗天才之寂寞心，认为天之生才不同，其思想感情及感觉的深浅、厚薄、利钝，都有千差万别而不能强同，因诗人与常人的才性有别，故真正的诗人都有极深的寂寞感。并将李商隐与卡夫卡进行比较，认为他们都禀赋有一种迥异于常人，可以超越时空而存在的使人震惊和讶异的“某一类型之心灵”［34］。由此可见，充分肯定才性禀赋之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也是叶嘉莹诗歌研究的明显特征。其知人论世中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对诗歌感发生命潜能质素的生动阐述，让古人面目如在眼前，鲜活于当下，体现出古代诗歌研究的人文特性，以及叶嘉莹独具个性的学术风貌。
四、余论：古代文学研究与人文精神的呼唤
叶嘉莹以“诗歌中所传达的感发之生命的质量”为核心，将自己的生命体认融入古典诗歌感发生命价值的挖掘中，于客观知性的研究中不乏主观感性色彩，于知人论世中饱含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在诗歌生命的“感发”中体现出浓厚的人文精神与鲜明的学术个性。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中国传统诗学中过分重视“人”，反而忽略“诗”的本末倒置的流弊，而且这种富于主观感性色彩与人文精神的研究特色在学界也可谓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对于现代人文学科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学术规范化与技术化的过度追求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缺失现象，对于大数据时代如何保持古代文学研究的人文精神特质问题，都确有一定批判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迦陵论词丛稿》
文学研究的对象较之其他任何人文学科更具个性化特征，具有情感化、审美化特质，更需要人文的关怀和审美的体验，使其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人类情感上发挥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作用。所以如何保持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特性，避免古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人文精神的缺失现象，在大数据时代的当今学界亟须引起普遍重视。
韩经太《技术理性与人文课题》一文认为，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创造性精神活动，会受到人文世界种种因素的影响，故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需要当作一个人文课题来看待，“任何一种方法论自觉的形态，都需要在哲学高度上实现与当代人文精神之探询的统一”［35］。自步入现代化进程以来，关于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便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技术化倾向所引起的人文精神缺失现象，古代文学研究中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则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探讨。
古代文学研究既是一种学术研究，更是一种审美研究；既是古代文学的历史研究，更应是一种古为今用的当下研究。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我们是否还能像韩经太先生那样断言“文学不要科学，科技时代的文学依然不要科学”，认为“技术理性的解剖刀同政治中心的审判官一样，都会成为把握文学命脉的阻滞因素”［36］？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都需要在哲学高度上实现与当代人文精神之探询的统一”，古代文学研究的人文精神特质不能被技术化的理性追求所淹没。
正如左东岭所言，文学领域是最讲究感性化、个性化、独特性与生动性的，过于技术化的模式追求会失去文学研究最宝贵的创造性与生动性［37］。技术化倾向不仅会抑制学术研究的创新与活力，更会扼杀读者的阅读激情与接受兴趣，从而影响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古代文学研究属于最富有人文特质的精神学科。叶嘉莹在古典诗歌研究中一直坚守这种人文学科特性，以诗歌感发生命特质为核心，贯通古今，关怀当下，于客观中不乏主观，于理性中蕴涵感性，以其饱满的生命激情“感发”出古典诗歌中宝贵的生命特质，对于技术化倾向所导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缺失现象，可谓诊疗良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与作用。
叶嘉莹先生
叶嘉莹说：“我一直以为对于古典诗歌的讲授和欣赏，除去对于文字典故等的理性的解释说明，以及对内容和技巧的分析批评以外，如果更能对诗歌中感发之生命的美好的品质作一种感性的传达，使读者或听者能够从其中获致一种属于心灵上的激励感发，重新振奋起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藉诗歌而传承的一种精神力量，应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38］正是这种富于“主观”感性色彩的研究特色，以及着眼于当下的人文情怀，使她表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与精神风貌，给人以生生不已的“生命的感发”。而其人可亲，其文可读，便在情理之中。
让古代文学研究焕发人文精神的光辉，是为此文所期。
本文原刊于《华中学术》2016年04期。
作者简介：龙珍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灾害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注释：
［26］邵滢：《“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78～81页。
［27］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赋、比、兴”说》，《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1页。
［28］［英］柯勒律治：《文学生涯》，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9页。
［29］［英］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序言》，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14页。
［30］［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61页。
［31］叶嘉莹：《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0～41页。
［32］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秋兴八首集说〉代序》，《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8～51页。
［33］叶嘉莹：《说杜甫〈赠李白〉诗 一 首——谈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6～128页。
［34］叶嘉莹：《旧诗新演——李义山〈燕台四首〉》，《迦陵论诗丛稿》，北京：中 华 书 局，2005年，第198～200页。
［35］韩经太：《技术理性与人文课题——漫谈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5期，第90页。
［36］韩经太：《技术理性与人文课题——漫谈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5期，第89页。
［37］左东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的技术化倾向及其缺失》，《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第132～134页。
［38］叶嘉莹：《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代序）》，《迦陵论词丛稿》（修订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