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诗中的防疫与医药
事实上，古人对于疾疫的发生，除归祸于疫鬼外，同时也认识到疫病的发生是因毒气、瘴气、疫气、疠气、戾气、温气等邪气所导致[49]，中医有治“未病”的理念，为了防止邪气侵入而感染疾疫，往往也注意到预防疾疫的重要性。因此在唐代丰富的民俗活动中，既有驱傩禳灾的主观意图，也有着预防疾病的实际动机。有些特定的驱疫措施虽有一定迷信成分，但实际上也存在一定科学性，客观上也可起到一定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作用。在元日的爆竹、饮屠苏酒或柏叶酒，贴桃符、饮桃汤、吃胶牙饧，以及清明的插柳与戴柳，端午悬挂菖蒲与艾叶，重阳的登高、饮菊花酒、佩插茱萸等唐代习俗中[50]，既有驱疫的迷信内容，也含有疾病预防的价值与功效。其中饮屠苏酒的习俗就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防疫措施。
《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51]。“屠苏”一词屡见于唐代文学作品中，有学者认为“其义多为元日药酒之意”[52]，即唐诗中的“屠苏”多指可预防疾病的屠苏药酒。关于屠苏酒可预防疾病的说法，唐前就已存在，至于屠苏酒具体源于何时何地何人，难以确考。据唐代韩鄂《岁华纪丽》所载，屠苏酒起于晋朝，“俗说屠苏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但曰屠苏而已。”[53]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也提到过饮屠苏酒预防瘟疫之方，可见唐前确已有元日饮屠苏酒以预防疾疫的风俗，到了唐代，则更为盛行。唐代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中详细介绍了屠苏酒的防疫目的、配方、饮用及效果等。
(屠苏酒) 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屠苏酒方：大黄十五铢……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能仍岁饮，可世无病。当家内外有井，皆悉著药，辟温气也。[54]
孙思邈像
孙思邈提到，饮屠苏酒系按年龄从小到大依次进行,可“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多少随意，“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具有良好的防疫效果。唐诗对元日饮屠苏酒的习俗也有较多反映。例如，顾况《岁日作》：“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55]诗人借岁日饮屠苏“让少年”之风俗，抒写青春易逝、人生短暂之悲感。类似还有方干《元日》 “才酌屠苏定年齿，坐中惟笑鬓毛斑”[56]，说其因饮屠苏“定年齿”而生年命之叹。姚合《除夜二首》中的“明日持杯处，谁为最后人”，也以饮屠苏之序而发生命之感慨。权德舆《甲子岁元日呈郑侍御明府》一诗云：“无人来上国，洒泪向新年。世故看风叶，生涯寄海田。屠苏聊一醉，犹赖主人贤。”[57] 既写其感激于郑侍御府上的元日屠苏之醉，反映出民间对于元日饮屠苏习俗的重视，同时也可见其沧桑新故之感。鲍溶于《范真传侍御累有寄因奉酬十首》中称“岁酒劝屠苏，楚声山鹧鸪。春风入君意，千日不须臾”[58]，亦有异曲同工之处。雍陶《酬李绀岁除送酒》所云“一夜四乘倾凿落，五更三点把屠苏”[59]，则说明饮屠苏的具体时间为五更三点，元日黎明时分。
由唐诗可见，唐代民俗中饮屠苏确系按年龄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故屠苏之饮往往会触发诗人年命如流的伤感之情，有时也不乏节日气氛与天伦意趣的抒写。裴夷直《戏唐仁烈》云：“自知年几偏应少，先把屠苏不让春。倘更数年逢此日，还应惆怅羡他人。”[60] 已知年长而故意先饮，名为“不让春”，实际不服老；感时伤春难免，而饮屠苏之乐趣亦可见矣。成彦雄《元日》：“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61]也称饮屠苏酒之俗为“定年齿”而饮，因年岁老大而“不得先尝”，以应前面“镜里堪惊两鬓霜”之说，既有年命如流的感伤，亦可于“灯前偷失笑”中见其温馨和乐的节日氛围。
饮屠苏，必先制屠苏，而制作好屠苏又往往离不开好水。元结《说洄溪招退者》一诗写到江华洄溪的水土之美，尤羡洄溪老翁之年寿，“无药无方向人语”，皆因“浯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温。屠苏宜在水中石，洄溪一曲自当门”，洄溪石下之泉源正好适合做屠苏酒，因而诗人“欲作洄溪翁”，还想招揽朋友比邻而居[62]。认为洄溪老翁长寿的重要原因，应与饮洄溪屠苏酒有关，可见唐人对饮屠苏酒能防疫长寿的看法是很普遍的。
饮屠苏酒
除了预防，还需治疗。在疾疫治疗方面，唐代也有专门的医师为人治病，李建勋《春日病中》诗云：“才得归闲去，还教病卧频。……方为医者劝，断酒已经旬”[63]，劝其断酒的“医者”，应为专业医师。除了医师，还有僧人道士等急人所困的慈善医疗行为。同时，唐人自行习医、自行服药治病的现象也很普遍，其药物来源或为自种，或为亲友赠药，或为药肆所购等，这是唐代疾疫治疗方面的突出特点。
事实上，因医疗疾病往往耗资不菲，又有“福医”“时医”现象的存在，以及“庸医”医疗水平的有限，使得唐人对于医师治疗的信心还是不足，故巫觋禳灾之术仍然不绝。同时，受儒家忠孝观念和“济世拯弊”精神的影响，加上对健康的重视和延年益寿的需要，唐代文人往往对医学也较感兴趣，因为忠孝观念可贯彻于学医之中，学医既可忠孝两全，还能济困救厄，体现儒家仁者之心。若不精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 [64]；若精于医道，则“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65]。因而唐代文人通过自学而通晓医理者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对医理颇为精通，撰有医学著作与方书。
刘禹锡《传信方述》云：“余为连州四年，江华守河东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验方》十通为赠。其志在于物，余故申之以书。异日，景晦复寄声相谢，且咨所以补前方之阙。”[66]可见唐人互赠医方、著述医书的现象并不少见。刘禹锡、陆贽、王焘、刘知几之子刘贶等均精通医理，亦著有医方；诗人王勃对医学也颇感兴趣。除著述医书之外，唐代文人对医学的兴趣还表现在种植药物、交流用药经验和互赠药物等方面。
唐代私人种药以疗疾疫的现象较为普遍。诗人张说《药园宴武辂沙将军赋得洛字》云：“东第乘余兴，南园宴清洛。……风高大夫树，露下将军药。”[67] “南园”即为诗人家中的药园，兼种药与游赏功能为一体。王维《春过贺遂员外药园》称“前年槿篱故，新作药栏成。香草为君子，名花是长卿”[68]，诗中贺遂员外的药园外面还用槿篱作了药栏，其中既种有药材，又植有其他名花异草，而有些药材本身也是颇具观赏价值的草木花卉，故贺遂员外的药园也是可供游赏的花园。
韦应物像
这种私人种药现象在唐诗中描写较多。例如韦应物《简郡中诸生》：“守郡卧秋阁，四面尽荒山。……药园日芜没，书帷长自闲。”[69]韦应物也有药园，或因其“读多耕少”，使之日渐荒芜。杜甫《远游》：“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70]可见杜甫也曾种药，因其贫苦多病，种药多半是为自己治病所用。司空曙《药园》：“春园芳已遍，绿蔓杂红英。独有深山客，时来辨药名。”[71]司空曙的药园当有一定规模，且种植药物的种类也很丰富。韩愈《和侯协律咏笋》：“竹亭人不到，新笋满前轩。……始讶妨人路，还惊入药园。”[72]韩愈的药园显然与竹林相邻，竹笋时有冒出，故而惊碍药物，也可见诗人对药园的珍视。许浑《秋日》：“买山兼种竹，对客更弹琴。烟起药园晚，杵声松院深。闲眠得真性，惆怅旧时心。”[73]许浑的药园周围还植有竹子、松树等林木，俨然成为诗人休闲的好地方。另有郑谷《远游》中的“早晚酬僧约，中条有药园”[74]，以及杜荀鹤 《夏日登友人书斋林亭》 中的“抛山野客横琴醉，种药家僮踏雪锄”[75]，等等，均反映了唐代私人种药现象，其中文人与僧侣种药最为普遍，有的甚至还有专门负责种植的家僮。唐人种植药物，除少数商业行为外，多数为满足自己及家属亲友医治疾疫和养生所需。
除了自己种药，唐人往往还会互赠药方和药物。前述刘禹锡《传信方述》所云《传信方》，被《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医书广泛引用，但其药方中有不少是与别人交流获得的，可见唐代文人间互赠药方的风气较为盛行。除了药方，互赠药物的现象更为多见。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四即云：“生平所未识，待我逾交亲。遗我数幅书，继以药物珍。药物防瘴疠，书劝养形神。”[76]以其药物之珍贵，写其赠药情谊之可贵，也反映了唐人对“药物防瘴疠”的重视。元稹居通州期间病于瘴疠，白居易也曾给他寄去治疗瘴疟的药物[77]。另如李翱《赠药山高僧惟俨二首》、权德舆《唐开州文编远寄新赋，累惠良药，咏叹仰佩，不觉裴然走笔代书，聊书还答》、白居易《继之尚书自余病来寄遗非一，又蒙览醉吟先生传题诗以美之，今以此篇用伸酬谢》、刘禹锡《洛滨病卧，户部李侍郎见惠药物，谑以文星之句斐然仰谢》、张籍《答开州韦使君寄车前子》等均反映了唐人互赠药物的情形。
刘禹锡
因僧道多习医药，常有济世治病之义举，故唐诗也反映了道士和尚惠人药物的现象。项斯《赠道者》：“病乡多惠药，鬼俗有符威。自说身轻健，今年数梦飞。”[78] 写道僧为民众施药与疗疾的情况以及民间医巫并重的医疗方式。贾岛《送胡道士》也反映了道士惠药行为：“短褐身披满渍苔，灵溪深处观门开。却从城里移琴去，许到山中寄药来。”[79]唐人互赠药物中除了治病救急用药，还包括以养生为目的的丹药，如齐己便接受过道士所赠丹药。其《谢人惠药》曰：“五金元造化，九炼更精新。敢谓长生客，将遗必死人。久餐应换骨，一服已通神。终逐淮王去，永抛浮世尘。”[80]诗中所写的药物即为“五金元造化，九炼更精新”，道士炼就的养生丹药，明确说明其服药目的为长生不老。齐己在《谢人惠丹药》一诗中，还具体写到服用道士所赠丹药以养生的情形：“别后闻餐饵，相逢讶道情。肌肤红色透，髭发黑光生。仙洞谁传与，松房自炼成。常蒙远分惠，亦觉骨毛轻。”[81]最后两句说明齐己常服道士丹药，而且感觉效果似乎还不错。
齐己
由此可知，唐人互相馈赠药品的现象可谓相当普遍，这既反映了文人间的深厚情谊及传统文化中乐善好施的品德，也体现出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故唐代诗人对于友人的赠药往往深为感激，谢人赠药的诗歌也就不少，如元稹于通州期间患瘴病疟疾，白居易给他寄去多种药物，元稹诗中就对白居易的赠药行为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问疾赠药也成为元白“通江唱和”的重要内容。
四、结语
唐代疾疫对唐代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激发了唐代诗人的创作欲望 (如白居易、杜甫病中的大量诗作)，同时也丰富了诗歌创作题材与内容。唐代疾疫诗不仅表现了唐人与疾疫斗争过程中的强烈生命意识，以及疾疫所带来的心态之变化，而且诗中所写唐人防疫治病的观念、方法和措施，也“体现了唐代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82]。不管是唐代疫鬼思想观念影响下的驱疫活动，还是唐代医学发展背景下的医疗措施，以及文人学医、种药和馈赠医药等行为，均为我们共同呈现出一幅殊而鲜活的唐代社会生活画卷，为全面了解唐代史文化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如今，人类面临着新冠病毒等传染病的巨大挑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深度断裂”[83]，疫病也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纵观历史长河，中国古代发生了大大小小难以枚举的瘟疫。在瘟疫面前，人的生命变得脆弱，但人们往往展现出更为强烈而鲜明的生命意识，因为疫情的发生既是生命意识觉醒的契机，也是对生命价值的挑战与考验。同时，伴随着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人类历史和文明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有关疾疫的文学书写也在不断丰富和成熟。由于疫病不仅会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损害，而且会给人们带来精神层面的巨大冲击，这样也大大激发了文学创作的动力，促进了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一部人类发展史，可谓一部灾害文学创作史。例如，远古时期有了女娲造人、大禹治水等关于生命起源与自然灾害的神话传说；汉末战乱频仍、灾害横行，尤其是建安瘟疫发生后，面对严酷的现实和有限的生命，文人生命意识逐渐觉醒，或主张及时行乐，或主张积极进取，更提出以立言的方式塑造精神的长存、生命的不朽，文学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丕《典论·论文》)。到了唐代，人们生命意识进一步增强，疾疫不仅促使文人学医种药，维护健康，甚至促成了精通医理的名医出现，而疾疫也成为唐代文学表现的重要题材，《全唐诗》中有关疾疫的文学书写及其文化内涵便颇为丰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唐人的疾疫书写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诗歌这一精神食粮，还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和文化遗产。
本文原刊于《江汉论坛》2022年第07期。
作者简介：龙珍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灾害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原文链接：
https://wap.cnki.net/touch/web/Journal/Article/JHLT202207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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