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跃进，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出版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文选旧注辑存》《从师记》等，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第四届思勉原创奖、第五届中国政府出版奖等。
摘要：三十多年来的文学史料工作，其意义是多重的。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前辈学人开始倡导恢复、加强史料研究，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对此前二三十年的研究工作的反拔和纠偏。二、强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文学研究的发展。正是由于有计划地、成系统地史料工作的推进，一些基础性的史料成果的出版，使得文学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在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包括当代文学方面，这个意义尤为突出。三、催生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展，也对整个文学史料学有重要的推动。四，整个大陆的文学研究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仰视洋人（特别是日本人），到赶超洋人，三十多年来的文学史料工作在整体上，是有一大功的。
关键词：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文学史料学；文学研究所
回顾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成立三十年来的工作，有几条基本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关于文献史料研究的价值，大家的认识逐渐趋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种理论思潮，你唱罢来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十天。而今，崇拜洋人学术的时代已成过去，文化上的自信在回归。欧美汉学界业已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自己不再被崇拜，颇感失落，于是釜底抽薪，不断推出新理论。近年颇为盛行的所谓抄本时代的研究就很有趣。这种理论的成果就是《剑桥中国文学史》，几乎抹去所有大家小家的区别，理论依据就是抄本是靠不住的，只有看得见的版本才是真实的。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自己的研究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其结果则是消解经典。对此，我表示怀疑，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也有合理的意见。一百年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所谓“唐宋分野”的话题，认为唐代和宋代确有不同。而今的抄本理论依然继续这个话题。这是因为，周秦汉唐文学主要是抄本时代的产物，而宋代以后，则进入刻本时代，文学观念、文学载体、文学形式、文学内容、文学成就都有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内藤湖南、欧美汉学，都有值得关注的成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对经典保持一份敬畏，保持一种尊敬。二〇二一年五月，我在《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出版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史料永远不会过时”的即兴发言，特别提到了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过的话。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达到的史料……”因此他说了几条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富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结论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翻史料”[1]。当然，史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牵涉到一个史料与史识的问题，胡厚宣做过恰当的比喻：“史料就是建筑材料，史识就是建筑的构图，没有材料，再好的图纸也盖不好房子，但同时，没有图纸，再好的材料也不能成为房子。”[2]没有史料的发现，很难有学术大踏步的前进。所以，在学术研究上强调史料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这篇发言经过整理发表在《光明日报》，我在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比较偏激的话：“谁绕开史料，学术界将来一定会绕开他。”编者特别将此话提炼出来放在醒目位置。可能很多人会反对，但是我们从事史料研究的学者，大多还是认可的。
第二，关于文献史料研究的目的，大家的理解还有分歧。在我看来，学术研究无外乎两个目的，一是有用的知识，二是有智慧的思想。文献史料研究，主要提供有用的知识。表面看，似乎卑之无甚高论，其实这里也有高低之分。就最低要求而言，文献史料的整理，就像整理家务，干干净净，有条不紊。需要的东西，随手就可以拿到；客人来访，也会觉得赏心悦目。这样的工作，积以时日，可以做得很好。但，这不应当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张晖曾编过黄侃《量守庐学记续编》，他后记里提到很有趣的话题，即学术研究贵在发明还是贵在发现？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主张“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就是发现新资料，推动学术的发展。黄侃主张学术研究贵在发明，就是对摆在桌面上，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料，如十三等，能否从寻常材料中发现不同寻常的问题。发明、发现，孰是孰非，今天执着去谈已没什么意义，因为学术研究的要义，贵在发现的同时，也必须贵在发明。这次会议论文集收录的文章，大都属于这类问题。尽管方法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辨伪存真的精神。当然，学术水准的提高，还不仅仅需要积累，更需要学术的见识。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说，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佳的境地。如果只有文献史料的积累整理而无学术见识，则愈学愈愚。虽考据精博，专门名家，依然无益。这道理无人不晓，但是很难做到精致。原因在哪里？《朱子语类·读书法》认为问题的症结，就是缺乏对经典的敬畏，缺乏平心静气的心态。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
第三，关于文献史料研究的问题，过去，我们对史料的重视不够，留下教训。而今，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有古典文献研究工作者认为，只有文献史料才是学问，有些研究为史料而史料，为考证而考证，其实并没有多少学术意义，更没有学术史意义。这是问题之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事文献史料研究的学者，多埋首故纸堆，自拉自唱，自我欣赏。我们这些从事文献史料研究的学者，是否可以考虑为社会、为大众做一点有实际意义的工作，把我们的研究与社会的需要稍有结合呢？文学研究，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假史料泛滥，或者仅仅依据微不足道的细节否定整体，以偏概全。这就需要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学术的专精研究，二是学术的普及工作。专精研究，是我们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学术的普及工作则未必得到所有学者的重视。从历史上看，第一流的文献史料研究工作者，他们心中总是装着大众读者，郑玄遍注经典，清人整理文献，很多就是从普及着眼的。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普及的难度，不亚于精深的专业研究。我倡议，文献研究工作者，还是应当做更加有用的学问，这种学问，既为学术界提供有用的文献资料，也为社会为大众提供有用的知识。而后者现在尤其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第四，对中华文学史料的再认识。沙畹《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说：“中国并不总是一个统一的帝国。无需追溯到上古时期，从公元三世纪初到七世纪初以及从十世纪初到十三世纪中，中国分裂为两个或多个敌对的王国。中国之所以在内战之后总能走向统一，并不是出于地理原因：北方省份和南方省份之间差异极大，而且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还有许多大河高山，它们充当了不同国家的天然界限。如果说国家最终还是统一了，这难道不应该从文化和心理亲和力方面找原因吗？其中，文学是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一个高倍放大器。”[3]从这个放大镜里，我们注意到，中华文学史料范围很宽，还有很多扩展的空间，譬如我们的多民族文学史料问题，现在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我到新疆喀什，拜谒了立于城头的班超雕塑。那里还有一座清真寺，十二世纪在那里产生了一部著名的维吾尔族的书。我把这两个连起来得到一个感觉，汉帝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统领西域三十六国，从汉武帝到今天一天没有放弃，一寸土地都不能丢。在广西合浦，我看到了东汉出土的文物，包括很多精致的项链和民间器物。这些东西可能是因为公元七十九年火山爆发被掩埋。广州有个南王墓，那里出土了很多汉文帝时期的精致银器和金器，这些东西是属于边疆地区，但它们在古代文学作品里面都有反映。
中华民族不论地域多么辽阔，民族多么不同，但是他有一个共同的向心力，就是文明的向心力。中华文学的表现形式多有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却是相通的。二〇二一年十一月，我在参加民族文学史料分会年会的时候，做了一个发言，强调了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五难。实际上还不仅如此，比如说各个地区的宗教观念不同，家国观念不同，最后殊途同归，汇集而成中华文学的滔滔江河。在探寻中华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批评标准，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
中华文学博大精深，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这需要我们来清理挖掘。现在学科划分比较糟糕，学科划分，原本是一个进步，但是走到极致就是退步。中国传统的人才培养的优势，跟我们整个思维一样，就是强调整体性。而今，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其弊端也就越来越明显。我们要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苏东坡有一句诗，“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意思是写诗太实，就不是好的诗人。好诗是易懂难解，陆游说功夫在诗外，就是这个道理。佛教徒讲看山是看山，看水是水，修道几年之后再看，感受就不一样。我主张不仅要有学科意识，更要有问题意识，碰到什么问题研究什么问题。
第五，注重文献史料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结合。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文献解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推动学科的进步。这就需要我们要有整体性的思考，回到历史现场，对当时文学作宏观的考察。
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淀，中华文学史料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得起岁月的检验，很多结论、很多材料，多少年后还时常为后来者提及。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学术同仁齐心协力的结果，也与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今天，我们能有机会在一起讨论这些重要问题，真要感谢三十多年前创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的前辈学者。他们为学会的定名极有前瞻性，不叫中国文学史料，而是中华文学史料，在今天，多么切合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抚今追昔，我们在感动之余，更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应该传承前辈精神的那份文化责任。
本文原刊于《人文》集刊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1]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一九二八年。
[2]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云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第6页。
[3] 沙畹：《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收在《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二〇一四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