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代灾害诗歌研究”阶段性成果(19FZWB085)。
三、写实与批判：李白灾害诗歌的文学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的批评如果仅仅是为了表达社会对其个人的不公，这种批判性则无疑具有局限性，甚至还可以看作一种借题发挥式的个人牢骚;但如果诗人所指出的现象具有普遍性，那么这种批评就跳出了个人恩怨的狭隘局面，而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现实代表性。李白的“苦雨”诗，便具有这种文学特征，这种“批评性”也是李白诗歌的社会现实功能。
通过考察李白的灾害诗歌，我们不难发现，从灾害描写到文学批评功能的实现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个媒介，即灾害天谴思想，还有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前者可直接作为现实批判的思想武器，后者则是实施社会批评功能的文学手段。
如前所述，自汉儒以来，在灾害天谴观影响下，文人往往将人事与天灾联系起来，认为德政不施，阴阳失序，即有天灾，从而借助文学实现其社会批评的目的。唐代的狄仁杰指出，政道不行则会引起天灾，“虽祷祀百神，不能调阴阳矣”;政道得行则阴阳协和，才能避免灾害的发生[38]。杜牧《李甘诗》即云“(大和)九年夏四月，天诫若言语。烈风驾地震，狞雷驱猛雨。夜于正殿阶，拔去千年树。吾君不省觉，二凶日威武”[39]，认为大和九年(835)孟夏四月的烈风、地震、猛雨，拔去正殿阶前的千年古树，正是上天对于唐文宗重用李训、郑注二位奸臣的警告，文宗并未觉悟，遂酿甘露之变;杜甫《夏日叹》亦称“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40];而李白《苦雨》也将霖雨成灾、阴阳乖戾的原因归咎于政道有失，并直指当朝的政治代表———宰相(若诗中“卫尉张卿”确系张垍，则所刺为时相张说无疑)，认为其未能履行“和天人”之职责，以致上天降罪成灾。同时，李白除了使用灾害天谴这一思想武器进行直接批判外，还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法间接实现其灾害书写的社会功能，将现实灾害之“苦雨”、个人心中之“苦雨”、社会政治环境之“苦雨”联系起来，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虚实结合，由此给我们展示了一条由灾害写实至现实批判的文学路径，从而将“文学”“文人批评”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
除《苦雨》外，李白其他灾害诗也擅长这种“虚实结合”的文学表达。通过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李白灾害诗中所写之“实”，与其对应之“虚”，其实各不相同。有的实写灾害，又以虚入实，于灾害写实中进行个人抒怀与现实批判;有的则虚写灾害，而又往往化虚为实，借灾害之“实”观照现实。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其诗歌的“写实”与对现实的“批判”，在这种“虚实结合”的过程中得以顺利实现。总体来看，其灾害诗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一般即景诗，往往以眼前场景之“实”，应现实隐喻与诗人情感之“虚”。作者利用当下的灾害情景，衬托现实之严苛，所写自然灾害被赋予一定象征寓意，其灾害书写则具有一定现实批判价值，如《新林浦阻风寄友人》(一作《金陵阻风雪书怀寄杨江宁》):
潮水定可信，天风难与期。清晨西北转，薄暮东南吹。以此难挂席，佳期益相思。海月破圆景，菰蒋生绿池。昨日北湖梅，开花已满枝。今朝白门柳，夹道垂青丝。岁物忽如此，我来定几时。纷纷江上雪，草草客中悲。明发新林浦，空吟谢朓诗。(《李太白全集》卷一三，第2册，第784页)
据考，此诗为天宝十三载(754)，李白应友人杨江宁之约，自宣城之金陵，途经新林浦阻风雪逾期所作，“诗中‘昨日’‘今朝’四句盖想象之辞，时尚未至其地”[41]，而写其因天风难期，早晚风向不定，难以“挂席”行舟，阻于新林，以致不能如期赴约的情景。诗歌先写风雪之灾，后抒羁客之情，虚实结合，通过“昨日”和“今朝”之想象，抒发相思情谊及岁物变迁的客心之悲。作者以“天风”起笔，给全诗带来特殊的艺术效果。《唐宋诗醇》评曰:“起(势)奇崛，寄怀处不胜晼晚之叹。”[42]此“寄怀”，当指作者于诗中进行特殊的情感隐喻，即诗人于风灾书写中寄寓了现实关切，诗中吹拂无定、难以挂席的“天风”具有政治风向的现实寓意，成为诗人抒情写意的重要媒介。作者将自然之“天风”与政治之“天风”相关联，实现了由灾害写实到现实批判的转换，也体现了李白灾害文学书写的现实功能与批评性。
另一类是拟乐府诗，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作者以虚为实，以灾害场景和历史典故之“实”，应现实隐喻与诗人情感之“虚”。明确说来，即诗人将实笔虚写的现实灾害，用历史故事虚造之夸饰，衬托现实社会中政治形势之残酷，实现诗人的批判目的，其中的自然灾害亦具政治象征之意义。李白《公无渡河》即是，诗云: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冯，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李太白全集》卷三，第1册，第192—193页)
李白此诗起调不凡，开篇“黄河西来决昆仑”即似滔天洪水扑面而来，撼人心魄。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一白首狂夫，被发携壶，乱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溺死。于是其妻援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公堕而死当奈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43]关于此诗创作时间及本事，前贤众说纷纭。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认为首二句比喻安禄山叛乱危害之大，“‘黄河西来’是说黄河倒流，向西而来。……黄河倒流是喻安禄山的叛变。‘昆仑’喻唐代的朝廷”，同时以为，诗中“披发之叟”实为李白自喻，并以“长鲸白齿”喻其时对李白谗毁之嚣张，“挂罥于其间”喻其入浔阳狱及长流夜郎，故此乐府“很可能是在长流夜郎的途中所作”[4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则以为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一载(752)末，是年李白冒着生命危险，亲入禄山盘踞之幽州，探其真相，得其反迹，乃借以预言安史之乱，诗以洪水滔天之灾喻乱事之将作;以白首狂夫徒涉黄河之险喻李白幽州之行，并以“公果溺死”诸句，极言其深感此行之险也[45]。两者均认为诗中洪水之灾实为时事险乱之喻。综合看来，此诗所言水灾或许为虚，但其中却隐含着丰富的现实信息，即以虚拟的灾害描写反映现实社会之实。同其《苦雨》诗一样，李白将虚拟情景中的“渡河”，与现实生活中的“渡河”联系起来，其中凝结着他精神上的苦闷和彷徨，灾害书写中又蕴涵着一定政治隐喻之义，无疑也表现出从写实到批判的文学效果。
同时，李白《公无渡河》同题之作为数不少，前有南朝梁刘孝威、南朝陈张正见，后有王建、温庭筠、王叡等，皆通过“河广风威厉”“风严歌响绝，浪涌榜人愁”“渡头恶天两岸远，波涛塞川如叠坂”“风号水激兮呼不闻”等描写[46]，表达了类似的灾害主题，可见作为诗人情感宣泄的方式，此类虚拟灾害描写中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受与体验是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诗歌中“实”的成分可能远远大于“虚”之拟构，其思想性也尤为深刻。
二是以古题写时事，化古乐府题旨之“虚”为今景之“实”，应现实隐喻与诗人情感之“虚”，或应现实社会之“实”与诗人情感之“虚”，即以化虚为实、虚实结合的手法，将自然灾害描写与作者揭示现实的目的相结合，从而深化诗歌主题。李白《北风行》云:
烛龙栖寒门，光曜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靫。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李太白全集》卷三，第1册，第258页)
王琦题注:“鲍照有《北风行》，伤北风雨雪，行人不归，太白拟之而作。”[47]有学者认为此诗作于天宝十一载(752)，虽依古题，实则借燕山大雪之灾喻幽燕形势之严重，“写幽州危机”[48]。此说亦当可信。从内容上看，此诗“写北方苦寒”[49]，显然亦属灾害主题。严羽认为，“‘燕山’句，不知者以为夸诞，知者以为实语”;谢榛《四溟诗话》亦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景虚而有味”[50]，此类说法，皆证明前人已经看出该诗中的虚实问题。就此诗写作时间与其反映之“实”而言，其时幽燕形势复杂、严峻，李白实已洞察“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故借“大如席”的燕山之雪与“停歌罢笑”的“幽州思妇”形象，反映当时燕胡之地的政治危机，表达了对于危厄现实的深切忧患。诗人借古题以揭时事，其中不乏奇特想象与极度夸张，却于激越夺人的豪雄之气中，将“北风雨雪”的灾害描写与政治忧患意识、现实批判精神妙合无垠地结合起来。
同样，李白《北上行》一诗亦借乐府古题《苦寒行》“备言冰雪溪谷之苦”[51]以写时事，表现了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于范阳之时，北方百姓于战乱中惊慌失措，转辗流亡，“惨戚冰雪里，悲号绝中肠”的“北上之苦”[52]，或许表现的是李白北上未果，终奔函谷关的事情[53]，而诗中霜雪寒冻之灾、“冰雪溪谷之苦”亦被赋予人世寒苦的象征喻意。作者将自然之灾与人事之难的书写绾合在一起，给人以强大的文学气势。元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称其“隐然有《国风》爱君忧国、劳而不怨、厌乱思治之意”[54]，可见《北上行》于虚实结合的灾害书写中亦深蕴现实之忧思。
李白灾害诗作或以实为虚，或以虚为实;或化虚为实，虚实相生。其虚实手法运用娴熟而巧妙，“纷纷江上雪，草草客中悲”“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等灾害描写，可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正是在这种一虚一实、虚实结合的艺术表现中，作者实现了其个人情感宣泄和灾害诗歌的现实批判功能。
这种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往往使李白诗歌的写实性被忽视。李白诗多以浪漫著称，但其实李白诗歌也多有写实佳作，只是有些诗歌因对所描述对象多渲染烘托之词，而被疑为非写实之作[55]，其灾害诗更是如此。其《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所言“开轩聊直望，晓雪河冰壮。哀哀歌苦寒，郁郁独惆怅”[56]，虽以冰雪苦寒之灾抒其不遇之感，亦有“开轩直望”所见之写实。同时，李白灾害诗的书写尽管灵活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甚至虚拟与夸张灾害情景，但其灾害书写却不乏艺术的真实性。李白往往以写实之笔真实地描写灾害发生的情景，包括《公无渡河》等虚拟灾害之作在内，都写得形象而生动。其《苦雨》以铺排夸张的赋笔描写雨水灾害场景，以“潨潨奔溜闻，浩浩惊波转”等“联边”结句将雨水之灾的情状写得生动逼真[57];《公无渡河》则将传说中披发狂叟徒身涉险的情景写得确有其事，洪水滔天的灾害景象形象可感。
当然，李白诗歌并非简单的写实，其灾害写实中又往往充满想象与夸张，甚至将灾害赋予隐喻、象征之涵义。《苦雨》中的秋霖苦雨、《公无渡河》中的滔天洪水、《新林浦阻风寄友人》中方向不定而难以挂席的“天风”、《北风行》中“如席”的燕山大雪等，均有一定象征意义。《北上行》与《北风行》一样，皆以自然天灾象征人世苦难，借霜雪寒冻之灾、“冰雪溪谷之苦”喻幽州危机和人世寒苦，反映安史动乱之现实。而《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所云“龙怪潜溟波，候时救炎旱。我行望雷雨，安得沾枯散”[58]，则以旱灾为喻，抒写自己流放夜郎而渴盼圣主恩泽的急难心情，与陷浔阳狱时所作《上崔相百忧章》中“火焚昆山，玉石相磓。仰希霖雨，洒宝炎煨”[59]之喻异曲而同工。其以虚实结合的手法，融灾害写实于政治寓托之中，在强烈的个人情感背后，凝聚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从而提升了诗意表达的思想高度。
余论
自文学产生以来，历史上每次发生自然灾害，几乎都有文人和文学作品的关注与参与。我们在对此类作家、作品开展研究的时候，除了留意作家及其作品对自然灾害的书写方式、表现手法，以及作家借助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批评，还应进一步注意作家及其作品在表现灾害时的态度与立场。是仅仅借助作品发泄私愤、抱怨社会对个人的不公，还是通过作品揭露弊端、批评现实?李白对自然灾害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即达到了批判现实的效果。
相比较而言，唐代其他诗人如杜甫、高适、白居易等所描写的灾害情景一般都是亲身经历，具有一定客观真实性，故唐诗中的灾害书写常见灾害情景的直接呈现，但李白却有所不同。李白诗中的灾害场景，有的为诗人所亲历，如《苦雨》;有的则来自传说或虚构，如《公无渡河》，其灾害写实中除了强烈的主观情感之寓托，又不乏想象夸张与用典例事等虚拟成分，使其灾害书写表现出虚实相生的艺术特征和现实批判精神。而从李白特殊的性格特点与人生经历看，这种批判性的深刻程度可能更甚于其他一般文人。李白孤傲与桀骜不驯的个性使其愤世嫉俗之感也更为强烈，从而使其诗歌保持着一定的批判性。李白起自布衣，既了解底层文人的辛酸，又见过宫廷贵族的腐朽生活，使其诗歌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社会观感与生活体验，因此也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这在李白的灾害书写中以更为深刻的批判性表现出来，从而赋予其灾害诗歌以明显的“诗史”价值与批判性意义。同时，这种在继承基础上的“批判”，其实就是一种文学内部的“创造”方式，是中国古代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一代文学之胜”的重要内因。
事实上，在唐代灾害诗创作中，这种现实批判精神多见于中晚唐诗人的笔下[60]。初盛唐诗人要么以灾害书写进行歌功颂德，如李峤《晚秋喜雨》;要么通过展现灾害场景，进行抒情写意，如杜甫《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虽然也有表现民生疾苦的，如高适《东平路中遇大水》，但往往通过直呈灾害场景的方式表达现实关切，并非如李白以象征隐喻的书写方式进行讽刺批判，少有灾害隐喻之作。而李白的灾害书写充分体现出他的创作个性。在“苦雨”诗中，他将一场雨水之灾写得洋洋洒洒，豪放奇诡，似具不可一世之力，将其阻滞于此，并借此滂沱大雨痛浇胸中之块垒，将其怀才不遇的满腔忧愤，以及久滞此地的无奈与压抑尽情挥洒，沉雄孤逸中不乏豪迈与洒脱，于此亦可见“李白式”的抒情特征。当然，李白诗于写实中仍不乏浪漫的情思与色彩，浪漫主义依然是其创作主流(参见《李白写实文学思想述论》)，故即使表现灾害，李白也不以灾害纪实为目的，而以抒写情志为指归，是写实性与抒情性的有机融合，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统一，表现出“李白式”现实主义灾害诗歌创作特征。此特征显然与传统文学史观中对李白诗歌单纯“浪漫主义”的评价与印象具有一定距离。这也启示我们，古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位作者，其人与文皆有一定复杂性，尤其是他们的作品往往产生于作者特定的人生或情感阶段，其文字也许是单纯的，但其文字背后的复杂程度却远远超过文字本身的表达。对此，我们仍须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不断思考和探索。
从某种程度上说，通过文学达到监督和批评社会的目的，是古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所在。但在文学到达灾害现场之时，文人如何超越个人恩怨，抛开一己私利的指责、牢骚与抱怨，将文学境界上升到整个社会与人类命运的高度，确实需要文人具有宽广的胸襟与眼光。在这方面，李白和杜甫一样，均有不俗的表现，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这对当下文学创作与研究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本文原刊于《文学遗产》2024年第03期
作者简介：龙珍华，博士，教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执行主任，灾害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原文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4fayqqv3WFftQ2i6rUrSs7Dqu5gQImZ1Tbs5ttZ-Un8MA3PsVGVGXBc_IbjC-qJt4bzxR5vF8ycN0Ims4Eq76UShmKwNnEeFMT0ZJqJYqmoZqcDsRuf49w5XnJ1qKskfcZhOJrxvXMUCCUAoW-xa_fywYiTr8NILHt2T05a-zT8=&uniplatform=NZKPT
参考文献：
[38]《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第9册，第2890页。
[39]杜牧《樊川文集》卷一，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册，第91页。
[40]《杜诗详注》卷七，第2册，第540页。
[41]《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一，第3册，第1069页。
[42]乾隆御选，冉苒校点《唐宋诗醇》卷六，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版，上册，第85页。
[43]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丛书集成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1册，第445页。
[44]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45]《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九，第2册，第922、947、951页。
[46]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册，第378—380页。
[47]《李太白全集》卷三，第1册，第258页。
[48]《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九，第2册，第945页。
[49]《李太白全集校注》卷二，第1册，第351页。
[50]《李太白全集校注》卷二，第1册，第350页。
[51]《乐府古题要解》卷上，《丛书集成新编》，第81册，第440页。
[52]《李太白全集》卷五，第1册，第378—380页。
[53]《李太白全集校注》卷四，第2册，第630—631页。
[54]《李太白全集校注》卷四，第2册，第634页。
[55]戴伟华《李白写实文学思想述论》，《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6]《李太白全集》卷二三，第4册，第1241页。
[57]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云:“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624—625页)以联边字描写灾害，亦有穷形尽相的效果。
[58]《李太白全集》卷一四，第3册，第802—803页。
[59]《李太白全集》卷二四，第4册，第1304页。
[60]参见拙文《论唐诗中的灾害书写》，《江汉论坛》2017年第12期。